本文利用 2009-2016 年中国 A 股上市实体企业的年度数据，从企业生命周期的 视角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对主营业务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1)不同生命周期企 业的经营绩效表现存在显著差异，且随着生命周期的发展，企业的经营绩效相对下降;(2) 由于“蓄水池”和“挤出”效应的作用，企业金融化程度与经营绩效之间呈倒 U 形关系，即 随着企业金融化程度加深，金融化对经营绩效由促进作用转为抑制作用;(3)相对于成长期 企业，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金融化有利于其经营绩效表现，即当企业金融化促进经营绩效 表现时，提升作用更大，当企业金融化抑制经营绩效表现时，削弱程度更小;(4)通过对影 响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路径包含企 业创新、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市场竞争、宏观经济增长及货币政策六个方面。

本文以2001-2010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用留存收益/股东权益RE/TE作为企业生命周期的代理变量，运用面板数据的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发放现金股利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本文建议证监会在制定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时，应该考虑公司所属行业的生命周期，并且积极引导上市公司建立科学的利润分配管理机制。

通过构建企业生命周期新的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进程的动态层面考察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发展不断减弱。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也发生变化，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在成长阶段能够有效减弱公司过度投资，而独立董事在成熟阶段及大股东在衰退阶段均显著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成长阶段中的公司监事会能够对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起到显著的监督作用，而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则显著加剧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成长阶段中管理层持股、成熟阶段中独立董事与外部机构持股以及衰退阶段中大股东均显著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理作用。

已有对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文献研究大都从静态层面进行，本研究通过 构建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进程的动态层面考察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关系 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 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着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由成长、 成熟到衰退的发展而不断减弱，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也发生变化，其中不 同机制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对管理者行为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动态考察，有助于提升对 管理者行为的深入认识，促进公司治理机制的动态调整与变革，进而提高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

现有研究忽略了企业的战略决策以及会计准则对于应计行为的重要影响，因此，现有的应计模型是比较粗糙的，但经理人会计选择动机的测试和分析强烈依赖于应计模型的估计效力。本文的结果表明，经营决策的变化和经营的结果直接决定了应计的演进，企业生命周期是企业战略、竞争环境和企业经营的结果，对于应计的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基本面的变化，会计准则的适用都会造成应计的正常波动，这些都不是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对于应计变化的来源，在以前的应计实证研究中没有被充分认识。企业的应计特征远比现有模型反映的丰富和复杂，加入生命周期的影响因素，显著提高了现有的应计模型的估计效力。

本文提出，企业资本运营本质上是资本所有者或资本控制者实施的企业微观生产关系调整，旨在为相关当事人谋求利益。与资本运营密切相关的理论主要包括：企业融资周期理论、五级资本价值增值理论和基于价值增值的投资银行理论。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中客观存在着多样化的融资需求，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中客观存在着五级资本价值增值规律，投资银行从事的全部资本运营业务都是围绕这个五级资本价值增值链展开的。

上市公司信息造假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现实经济中的两大突出问题，其根本原因则在于缺少一个与主板市场相匹配的OTC市场。我国资本市场体系应该是一个全国市场与地区市场相结合、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相匹配的包括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和区域性OTC市场在内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作者通过对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融资需求和资本市场五级价值增值规律以及从10个现实方面所进行的独到分析，充分揭示了在我国建立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必要性；进而讨论了目前我国各地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9+1+1”模式，并对其进行了系统地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