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规模越大，其在甄别企业家经营能力上越不具有比较优势，为了防范企业家风险，大银行需要严格要求贷款企业的抵押品数量并对其施行严格的违约清算。大银行的这种融资特性导致其难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但却能帮助大企业有效地节约信息成本、减少利息支出，大银行的融资特性与大企业的企业特性相互匹配。要从根本上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关键在于改善银行业结构，满足中小企业对小银行的金融需求，发挥小银行善于甄别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是通过行政干预要求大银行服务中小企业。在金融监管方面，由于不同规模银行的融资特性以及适合的融资对象皆存在系统性差异，对不同规模银行的监管也应当有所区别和侧重。

我国信贷市场存在企业规模歧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已有研究多是从信息不对称、经营风险、资产质量等方面对其进行阐释，尚未有研究基于财务风险信息扭曲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机理阐释。以2009—2018 年我国非金融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信贷市场的企业规模歧视在信贷规模和成本两方面同时存在；传统财务风险分析体系致使实体经济上市公司财务风险被高估约40%；中小企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风险高估问题，且财务风险信息扭曲在信贷市场的企业规模歧视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上述机理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分组样本中均得到验证。因此，正视传统财务风险分析体系缺陷，矫正财务风险信息扭曲导致的信贷错配，是缓解信贷市场规模歧视现象的市场化创新路径。

利用我国 2014 年出台的“限薪令”作为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本文基于我 国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高管薪酬管制对 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内，“限薪令”的施行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 风险承担水平。在区分国有企业类型后，这一结果没有改变。进一步地，我们发现“限薪令” 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效果受到企业内外部条件的影响:在政策不确定性较高、董事长年龄较大、 企业规模较小和薪酬降幅较大的企业中影响更为显著。此外，“限薪令”的出台，使国企对 政治目标的追求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披露频率和质量显著提高。最后，我们检验了企业风险 承担降低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下降导致了企业价值的降低。本文的研 究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丰富了“限薪令”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能够为深化我国国企薪酬改 革提供经验依据，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本文通过对我国大陆地区在香港和美国两地上市的企业的比较研究发现，香港上市企业的债务比例要显著高于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而且两地上市企业的特征差异（包括企业规模、行业分布、资产结构、盈利能力、投资机会等）无法解释它们在资本结构方面的差异。我们猜想两地资本结构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两地在信息环境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我们的实证分析支持该假说。

本文通过对我国大陆地区在香港和美国两地上市的企业的比较研究发现，香港上市企业的债务比例要显著高于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而且两地上市企业的特征差异（包括企业规模、行业分布、资产结构、盈利能力、投资机会等）无法解释它们在资本结构方面的差异。我们猜想两地资本结构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两地在信息环境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我们的实证分析支持该假说。

本文 运用 某国有银行 省分行的企业借款 数据 ，采用线性概率模型和非线性 Logi t 模型 ， 运用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 ， 对涉农贷款的违约进行了实证研究 。 本文 发现 ， 涉农 贷款 的违约率显著 高于非农贷款 ， 而且 涉农信贷一旦违约 ， 贷款形态的变迁速度较普通 贷款更快 。 从涉农贷款违约的影响因素来看 ， 基准利率 、 贷款期限 、 担保方式等贷款合约条 款 ， 企业规模 、 经济类型 、 管理特征等因素都对涉农贷款的违约有重要影响 。 因此 ， 涉农 贷 款的发放 既 需要关注借款者的风险 特征 ， 也需要合理设计贷款合约 。 而且 ， 宏观经济政策的 制定需要考虑对涉农贷款的潜在影响。

本文考察了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负债水平和盈余操控水平后，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2003-2009年数据的回归分析后发现：股东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显著，而董事会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较弱。具体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会持续到下期业绩中。而最终控制人的国有属性则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正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未持续到下期业绩中。

本文从控制权、金融危机角度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与现金流的关系，基于模型参数估计和残差构造了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指标，将样本进一步分为正敏感型、不敏感型和负敏感型三类并进行了组间比较。实证结果显示：正敏感型企业并不是绝大多数，负敏感型企业规模最小、控制权及由此产生的利益侵占较低、危机前投资率最低、危机后市场表现最好；金融危机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因素作用于企业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巨大。与以往考虑所有权的模型相比，基于控制权的模型在常态下具有更高的有效性，根据其划分的三类企业各项指标的组间比较结果更显著。

本文在借用DD模型和资本定价模型（CAPM）对我国上市公司应计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外部投资者能对应计质量进行市场定价，较差的应计质量会增加公司的信息风险，以致提高其权益资本成本，同时将应计质量分为固有应计和可操作性应计后，发现固有应计与可操作性应计的信息风险含量存在差异，较高固有应计质量更能降低信息风险，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更为显著，由于应计质量所采用的计量指标是应计的波动性，为此也可以认为盈余中应计波动性越高，则信息风险就越高，权益资本成本也就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资本市场是能区分质量好坏的公司，从而能有效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本文也发现行业因素、账面市值比、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财务杠杆对权益资本成本影响显著，但对此的解释学术界仍存在明显的分歧

本文研究海外上市地点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香港和新加坡在信息环境和制度环境方面相差不大，而纳斯达克在这些个方面均存在显著优势。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作为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通过对在三地上市的国内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进行分析，本文发现相比在香港和新加坡上市而言，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其投资对内部现金流依赖最弱，而在香港和新加坡上市的企业则相差不大。在控制了三地上市企业的各种差异，如企业规模、企业投资额以及行业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是纳斯达克信息环境优势和制度环境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