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有利于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作为关键性战略信息,创新信息的披露兼具成本与收益,而在负面清单政策的冲击下,企业究竟会顾及专有成本而抑制创新信息披露,还是出于战略性考虑,增加创新信息披露呢？基于微观企业创新文本信息数据,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增加企业创新信息披露以发挥其战略性价值。而横截面检验发现,当创新信息披露成本更低或披露收益更高时,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创新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分析则表明,管理层竞争感知增强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提升是上述影响的关键作用路径。此外,对同行信息外溢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同行创新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有利于改善总体的创新信息披露环境,并提升目标企业创新水平。文章从企业创新信息披露环境的视角考察了负面清单政策的微观效应,为我国增强市场主体活力、优化创新信息环境提供了直接的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8-2020年国有企业债券数据实证检验僵尸企业的债券定价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僵尸企业债券存在严重的定价扭曲，且这种扭曲效应能够传染到非僵尸企业债券定价中，进而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定价扭曲。具体地，（1）相比于非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信用利差较低，且存在一二级市场价差为负的情况，上述结论证实了僵尸企业债券存在定价扭曲问题。（2）上述扭曲效应在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度差、承销商受地方政府控制力度大、银行承销商业绩基本面差、银行与企业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僵尸企业风险大的组中更加显著，这些结果说明在金融分权下，地方政府通过其控制的金融资源（银行承销商）帮助僵尸企业发行债券。（3）一个省份中僵尸企业比例越大时，非僵尸企业债券的发行信用利差越低，债券市场非僵尸企业的业绩基本面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同时非僵尸企业发行债券的一二级市场价差也越小。这个结果说明，僵尸企业债券的定价扭曲会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定价效率低下。本文研究结论为加快出清僵尸企业、促进与完善市场化发行机制，以及提高债券市场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企业ESG表现良好是否会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事关我国通过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实现绿色发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选取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ESG表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从企业风险视角出发采用多种风险指标对上述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并进行不同层面的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2）企业风险是上述影响的作用机制之一，即企业提高ESG表现能够通过降低企业风险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3）从宏观来看，企业所在地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是上述影响机制成立的条件之一。（4）从行业来看，ESG表现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污染属性的行业之间具有异质性。（5）从微观来看，企业所有制对于ESG表现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的调节效应。本文深化了人们对“双碳”背景下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与企业融资成本之间关系的理解，为企业重视和提升ESG表现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经济下行期，风险传染效应对经济冲击的催化作用对我国金融体系带来挑战，现有研究忽略了从银行、担保等金融、准金融机构向实体企业的流动性风险传染效应，少有对此防范机制与政策建议。运用多案例研究法，本文基于 10 家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或组织的不同风险管理模式与实际稳定性，从风险传染理论探究流动性风险传染机制及其管理策略。研究发现：流动性风险会通过银行抽断贷或拒绝放款、担保机构拒偿或追诉从银行、担保机构向中小企业传染，途径银行、担保的流动性风险传染效应可能被加剧、加速，有效应对手段包括寻找内生风险分担方和及时处置不良的行为风险抑制策略，和平衡谈判地位和收益风险配置、构建经营大数据预警机制的经营风险管理策略。本研究丰富了风险传染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引出了金融、准金融机构向实体企业风险传染研究话题，对融资担保业金融创新的实践和监管亦有贡献。

本文以2005-2016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法律环境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 间的内在联系，并从治理结构、信息透明度以及企业风险等三个维度探讨了法律环境影响企业股票崩盘风险的潜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且该作用具有长期效应，同时在国企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法律环境主要通过改善企业的治理结构降低企业崩盘风险。法律环境改善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控制内生性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本文从“法与金融”的视角丰富了法律环境与企业股价崩盘关系的研究。

利用我国 2014 年出台的“限薪令”作为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本文基于我 国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高管薪酬管制对 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内，“限薪令”的施行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 风险承担水平。在区分国有企业类型后，这一结果没有改变。进一步地，我们发现“限薪令” 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效果受到企业内外部条件的影响:在政策不确定性较高、董事长年龄较大、 企业规模较小和薪酬降幅较大的企业中影响更为显著。此外，“限薪令”的出台，使国企对 政治目标的追求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披露频率和质量显著提高。最后，我们检验了企业风险 承担降低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下降导致了企业价值的降低。本文的研 究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丰富了“限薪令”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能够为深化我国国企薪酬改 革提供经验依据，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本文以 2008-2017 年中国 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财务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的 主观(企业风险承担)、客观(融资约束)视角，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并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创新投资的作用机制。研 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主要通过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渠道挤出了 研发创新投资，而非融资约束的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风险承担在非国有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和东部地区中企业金融化抑制企业创新投资中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的研 究为推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以及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参考。

效率与稳定一直是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目标，而保险企业的风险管理则是保险市场稳定、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因此，监管机构一直关注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问题，保险监管的演进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点。其实，保险监管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升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水平，而企业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也是保险监管创新的重要动力，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次贷危机后兴起的“新新凯恩斯主义”强调宏观监管要基于微观组织的视角，具体到保险监管来说，就是从企业风险管理的视角出发，实现监管思路从传统的“偿付能力、公司治理和市场行为”三支柱监管向“动态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素及可持续风险”新三支柱监管转变。

企业风险管理（ERM）作为风险管理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五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从多个领域的分散研究向全面风险管理（ERM）一体化框架的演进，其中风险管理理论和内部审计与控制理论是两大理论来源，风险管理理论经历了从传统风险管理、财务波动性风险管理向ERM的发展，而内部审计与控制理论也经历了内部会计控制、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向企业风险管理的演进，上述两大理论的发展都指向了ERM的方向，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最终实现了集成发展，成为企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报告发布以后，COSO—ERM 框架也成了企业风险管理的标准框架，但是次贷危机中众多金融机构的倒闭破产，使得COSO—ERM框架的有效性受到了怀疑，发展新的风险管理分析框架成为必然要求。而梳理已有风险管理框架则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本文从风险管理“是什么”、“为什么”和“干什么”三个方面总结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对未来风险管理分析框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