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元宇宙和工业元宇宙的基本概念及其主要相关技术的特点，指出工业元宇宙是工业乃至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全新阶段。介绍了广州市各区从战略高度大力支持元宇宙赋能传统产业，各区“元宇宙”产业发展各有侧重；广州具有发展元宇宙产业的硬件和软件等优势，拥有多个元宇宙场景应用的优势产业，数实融合为广州元宇宙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基础。阐述了工业元宇宙是广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时空，是大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助推器，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针对广州不同区域在推进工业元宇宙中的不足或不均衡现象，提出了完善顶层设计、强化统筹协调、构建全面场景示范、构建协同集聚生态、构建技术攻关体系、推进区域创新要素整合共享、构建区域制造业创新协同机制等建议。

突破性创新是破解我国创新质量短板、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路径，也是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本文以2015-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方法构建高管长期主义变量，运用企业发明专利CD指数测量突破性创新水平，探究高管长期主义特质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长期主义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机制分析表明，高管长期主义通过提升企业自主研发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抑制外部并购等路径，提升了企业突破性创新水平。高管团队断裂带削弱了高管长期主义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高管长期主义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时间导向影响高管创新决策的研究，并为企业实现从“外源依赖”到“内生驱动”的突破性创新路径演进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本文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金融开放对企业产品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的产品竞争力，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来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一是竞争压力倒逼效应，推动企业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和提升创新能力，重塑竞争优势。二是资源配置效应，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改善融资环境和拓展出口渠道，帮助企业实现要素升级，进而增强产品竞争力；（3）异质性检验发现，政策效果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盈利能力低及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低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丰富了金融开放对企业影响的实证研究，为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微观证据。

收益率非对称性定价是金融研究中长期存在争议的重要问题。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概率分布、反映收益率整体非对称性的新测度（Return Asymmetry, RA），首次为该争议提供了跨市场的系统性证据。研究发现：首先，RA测度在中、美等主要市场均能负向预测股票横截面收益率，其解释力较传统测度显著提升；其次，RA的定价优势源于其对收益率复杂分布信息的更全面捕捉，特别是能有效识别系统与特质非对称之间的交互效应；最后，通过博彩偏好、投资者情绪、关注度和套利限制等多维度渠道分析，证实行为因素是驱动收益率非对称性定价的核心机制。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弥合学术分歧，更建立了具有全球适用性的非对称定价分析范式。

本研究开发了一种创新方法来预测中国上市公司的"漂绿"行为。通过将大型语言模型BERT整合到机器学习框架中，我们构建了一个先进的漂绿预测模型。这种方法能够捕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年度报告的环境披露中微妙的语言线索和语义细节，显著提高了识别漂绿的精确度。研究采用了多种机器学习模型，包括支持向量机（SVM）、随机森林（RandomForest）和随机欠采样算法（RUSBoost），并在三种不同的数据集上进行了测试：基础财务数据集、扩展的Word2Vec环境披露数据集，以及BERT优化的环境披露数据集。结果表明，RUSBoost算法结合BERT调整的环境披露数据在各项评估指标上表现最佳，凸显了先进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分析环境披露文本方面的优势。此外，我们的研究发现预测的漂绿指标与ESG评级机构间的评级分歧显著相关，验证了本研究所开发的漂绿变量。本研究为识别和预测企业漂绿行为提供了一个创新的、基于文本的方法。这一工具对投资者、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捕捉公司的欺骗性环境披露。

Employee helping behavior is a critical aspect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at has been studied extensively in the literature. This study provides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for 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employee helping behavior. The study addresses the current state of knowledg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employee helping behavior, th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theories, methods, and findings in this field of research, and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individu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communication, recognition and reward programs, and creating a positive and supportive work environment for promoting and managing employee helping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clude further examination of specific determinants, examination of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examination of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longitudinal studi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moting strategies. The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and managing employee helping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 [译]员工帮助行为是组织行为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在文献中已得到广泛研究。本研究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评述和研究议程，以探索员工帮助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该研究涵盖了当前关于员工帮助行为决定因素的知识状态，现有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在该研究领域的优势与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研究指出，在组织中促进和管理员工帮助行为时，考虑个人和情境因素、领导行为和沟通、认可和奖励计划，以及创造一个积极支持性的工作环境的重要性。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进一步审查特定的决定性因素，探究个人和组织因素，研究跨文化差异，进行纵向研究，以及实施推广策略。该研究为组织中促进和管理员工帮助行为的有效策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提出是我国应对当前经济形势变化、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举,这需要我国企业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探寻发展机遇。文章利用改进的市场潜力反映国内大市场的需求优势,进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探讨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国内大市场优势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国内大市场优势可通过降低企业平均成本、促进产业链技术外溢和提升中间品共享效应等渠道显著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水平,该结论在使用城市地理信息数据和我国清代各州、府、县衙门数据进行内生性分析、考虑样本极端值及更换核心变量后的估计中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国际市场强化了国内大市场优势对企业创新的提升作用,现阶段国内、国际市场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互动趋势。国内、国际市场对企业创新的协同影响效应因企业所在行业类型、企业贸易类型、内外资类型及专利类型而具有较大差异。文章结论对于中国企业依托国内统一大市场优势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体系,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创新分散风险的行为虽然对提升金融效率有益，但通常也伴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本文改进最新的“去一”法，运用云计算技术和分年度各2000万次蒙特卡洛模拟实验，测算2010-2021年包括中小银行在内的684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值和易被忽视的间接关联风险，深度理论思考并实证探索银行数字化这一金融创新的伴生关联风险溢价，以及其系统性风险累积效应源泉。主要结论如下：首先，针对第一个新视角，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科技相关度提高基础资产相关度，从而产生了易被忽视的间接关联风险。这主要是因为中小银行跟随性创新引致了基础资产同质化，大银行则不显著。其次，针对第二个新视角，商业银行的数字化具有显著的系统性风险累积效应。这主要由个体风险主导，而总关联风险则显著下降，说明数字化虽然有助于分散风险，但激励了总量的风险承担水平。具体来说，其有利的一面在于拓展了新投融资渠道，降低了同业投资和负债，实现风险分散。除间接关联风险之外，其负向机制在于新投资渠道使得商业银行有能力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配置，但是对盈利能力提升作用不明显，导致提升了其风险承担乃至个体风险水平。最后，进一步探索研究表明，大银行通过数字化下沉业务的挤压效应，使中小银行表现出“太小而无法竞争”的现象，是系统性风险累积的主因。具体来说，中小银行在大银行数字化下沉业务的挤压下，导致数字化开拓新业务承担较高风险的同时，盈利效果、融资成本和风控优势均不明显。并且排除了监管约束和数字化门槛效应的替代假说。上述研究拓展了“太关联而不能倒”的理论以及发现了“太小而无法竞争”的典型现象，也有助于丰富关于银行数字化上述两个新视角的理论认识，并且对于推进数字金融的穿透式监管和行为监管，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政策参考意义。

文章在“不利冲击—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经济韧性”的框架下分析中国经济遭遇不利冲击时保持强劲韧性的制度根源。当经济遭遇不利冲击时,政府凸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并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作用,将有限资源进行再配置,支持和扶持受冲击地区或者城市,对冲不利冲击的负面影响,使得经济快速恢复增长,从而保持经济韧性。文章采用地震这一不利冲击,运用 CRITIC-熵权 TOPSIS 模型测算出 1997—2020 年经济韧性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检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实证分析发现：（1）地震对经济韧性的负面冲击为 5.830 个百分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6.452 个百分点；（2）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存在地区差异,南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12.423 个百分点,北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5.500 个百分点；（3）政府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2.381 个百分点,银行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3.746 个百分点,企业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 2.218 个百分点；（4）南方地区三个部门的对冲效应均高于北方地区,而且南北地区银行部门的对冲效应均最高,其次是政府部门的对冲效应,企业部门的对冲效应最低。上述发现是稳健的,从而揭示了制度适应性效率对中国经济保持强劲韧性的关键作用。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性制度建设和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是经济韧性形成的重要原因。

截止 2022 年 1 月，中国公募基金管理资产 25 万亿，基金数量已超过 9000支。虽然管理资产规模只有美国公募基金行业的 1/9，但中国基金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中国公募基金行业表现出强烈的发行新基金偏好。我们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在基金发行中的巨大渠道优势以及对于基金托管业务的重视。基金公司为了获得更大的银行客户群，在不同银行发行新基金并托管是一个重要手段。过度发行基金造成权益类基金经理平均管理 2.6 支基金。比较同一个基金经理管理的新老基金，我们发现新基金年化收益率平均优于老基金 1.5%-2%。当一个基金经理发行了新基金后，其管理的老基金表现出现下降。由于新基金的资金流入更加依赖其近期表现，因此基金经理有更强动机提升新基金业绩。我们的发现对于规范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加强投资者保护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