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都是业绩型股权激励。我们发现，这些股权激励计划中的行权业绩条件主要集中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和净利润增长率（NIG）两项会计业绩指标上，且对它们所要求的业绩水平分别集中在“10%”和 “20%”上，形成了有趣的“10%/20%”现象。这到底是企业盈利能力的真实期望还是从众效应之结果呢？本文通过将行权业绩条件与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公司自身往期、所在行业往期以及推出计划前分析师盈利预测等进行比较后发现，“10%/20%”并非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盈利能力的真实期望和合理反映，而是从众效应之结果。本文还发现，这一从众效应与证监会的股权激励计划备案制及对股权再融资等的长期监管存在一定关联。

本文对真实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实证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会同时导致其后期会计业绩与现金流业绩“滑坡”，且现金流业绩“滑坡”的期限要长于会计业绩的期限，表明真实盈余管理对现金流的影响更为深远。具体来说，异常现金流对会计业绩与现金流业绩的影响最为显著，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费用对会计业绩的影响不显著，但对现金流业绩的影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文献，也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完善资本市场监管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1－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全面考察了高管货币薪酬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隐性关系和可能的显性关系，并估计了高管货币薪酬和用股东财富增长衡量的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关系。虽然从制度背景来看，上市公司高管的货币薪酬主要决定于会计业绩指标，但实证研究表明薪酬机制仍然使得高管和股东利益更趋一致，而且有证据表明股票收益率独立地影响货币薪酬；从薪酬业绩敏感性来看，研究发现，虽然高管薪酬存在独立于业绩的增长，但流通股股东财富增加1000元，或者全体股东财富增加9000元，高管薪酬能够平均多增长近10元。解决这种低敏感性的途径自然在于加强股权激励的作用。

本文结合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政策背景，就市场化改革对国有企业薪酬契约这一重要治理机制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我国2000-2005年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推动了国有企业经理薪酬水平的上升，增强了经理薪酬之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同时，相对于会计业绩而言，市场业绩在薪酬契约中的作用有逐渐增加的迹象。进一步研究表明，行业保护、经理政治背景和政府控制级别影响了市场力量塑造国有企业薪酬契约的能力。本文为市场力量推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动态变迁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T

本文结合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政策背景，就市场化改革对薪酬契约这一重要治理机制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我国2000-2005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显著促进了经理薪酬之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同时，相对于会计业绩而言，市场业绩在薪酬契约设计中的权重有逐渐增加的迹象。进一步研究表明，只有在国有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中，市场化改革才显著强化了经理薪酬-业绩的敏感性。本文为市场力量推动企业治理结构的动态变迁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理解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有权取向和市场取向这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贡献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监管部门实施基于会计业绩指标的监管政策，旨在淘汰业绩较差的上市公司，发挥资本市场配置稀缺资本的效率。但本文的研究表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会计舞弊行为，弱化了这一管制政策的经济效率。本文的主要经验研究包括，深市配股公司和连续两年亏损公司具有显著高的会计舞弊概率。沪市一年、连续两年或连续三年亏损公司具有显著高的会计舞弊概率。我们没有发现上市公司通过会计舞弊来配合二级市场机构炒作的现象。因此，这一发现表明，监管当局需要注意防止上市公司通过会计舞弊来规避管制，以确保基于会计数据的监管政策的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