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政策利率下行并未有效传导至中长期利率，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欠佳。结合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资产证券化，文章从利率传导渠道出发，厘清了资产证券化借助价格风险对冲、信贷资产定价的途径，疏通政策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信贷市场利率传导的作用机制。基于 2012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间的月度数据，应用局部投影方法充分识别了资产证券化在利率传导渠道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资产证券化”状态下货币政策冲击对债券市场不同期限利率以及信贷市场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远高于“低资产证券化”状态。需要强调的是，在替换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冲击、改变资产证券化的测度方式、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可见发展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冲击区分为宽松冲击和紧缩冲击后，发现面对宽松货币政策冲击时，资产证券化对利率传导效率的提振更大。建议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特别是在货币政策适当加大力度“稳增长”的关键时期，大力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助力货币政策传导提质增效。

本文以 2008-2017 年中国 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财务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的 主观(企业风险承担)、客观(融资约束)视角，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并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创新投资的作用机制。研 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主要通过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渠道挤出了 研发创新投资，而非融资约束的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风险承担在非国有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和东部地区中企业金融化抑制企业创新投资中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的研 究为推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以及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参考。

本文从我国银行贷款传导渠道的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建立SVAR模型考察了紧缩性政策影响下我国银行信贷资金的行业配置行为。研究表明，当人民银行上调政策利率之后，银行会根据不同借款主体的可抵押品价值高低而产生不同程度的违约风险预期，并将信贷资金配置到抵押品价值较高的工业和商业贷款，同时减少了抵押品价值较低的农业贷款。这也就意味着，紧缩性政策的操作会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决定了银行信贷资金行业配置行为，并可能影响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本文首先通过一个简化的理论模型来说明货币政策传导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 从而探讨了“价格之谜”产生的可能性，进而运用 VAR 模型分别从总量和行业层面分析了我国 1997-2008 年货币政策传导的价格效应。总量结果表明，利率政策的变化会产生明显的“价格之 谜”现象，持续期大约在半年左右；行业层面结果显示，“ 价格之谜”现象在行业层面的反应程 度更强、持续期更长，并根据现实数据给予了合理的解释，从而进一步支持了“价格之谜”产 生的可能性。为此，中央银行应继续完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框架体系，综合运用数量型工具和 价格型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最大限度地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根据1996-2009年宏观经济季度数据，运用基于VAR的广义脉冲反应函数方法构建了我国货币状况指数，并考察其是否可以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信息指示器。研究表明：（1）货币状况指数对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分析影响货币政策立场松紧的主要因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以作为我国的货币政策指示器，以增强货币政策执行的准确性，同时我国货币政策的执行，在货币供给量渠道之外，还应重视利率和汇率传导渠道的影响；（2）货币状况指数能够提供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未来变化的动态信息，可以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先行信息指标，以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前瞻性。

本文首先通过一个简化的理论模型来说明货币政策传导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从而探讨了“价格之谜”产生的可能性，进而运用VAR模型分析了我国1997-2008年货币政策变化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并对货币政策的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传导的有效性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基本上能够得到实现，其中货币供应量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大，利率政策的长期累积效应最强，而汇率政策的短期效应较为明显；同时，利率政策的变化会产生明显的“价格之谜”现象，持续期大约在半年左右。为此，中央银行应继续完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框架体系，综合运用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最大限度地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当出口在一国经济中占重要地位时，汇率调整就会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过程中其传导渠道备受关注。文章构建测算传导渠道的模型，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出口需求、资源配置和效率渠道对就业产生影响，其中出口需求渠道的作用最强，效率渠道的作用次之，资源配置渠道的效应最弱。但资源配置渠道的影响效应为正，即汇率升值通过资源配置能带动就业；而出口需求和效率渠道的影响效应为负，即汇率升值将通过出口需求和效率变动减少就业。文章据此提出在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应采取何措施缓解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产证券化的迅速发展引发了美国金融市场结构的重大改变。在美国原有金融结构体系中，信用渠道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传导渠道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资产证券化发展后，原有信用渠道的传导机制相应地受到了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资产证券化发展前后时期货币政策的效率，证明了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确实在减弱，从而证明因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信用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在弱化。

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是决定我国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去寻找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得出我国信贷渠道存在但低效的检验结论。紧接着利用商业银行微观行为理论去解释我国信贷渠道虽客观存在但低效的实证检验结果。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传导途径的通畅。在中国利率非市场化、金融市场存在缺陷、银行贷款对绝大多数企业是不可替代的资金来源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途径、资本市场传导短期内尚难发挥作用，而银行贷款传导等信用渠道成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信用传导途径不畅导致中国近年货币政策作用效果不明显，因此，需要改善信用传导渠道阻滞的经济环境，进而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