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标准的Philips 曲线设定下，通过扩展该模型实证考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中国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作用。本文研究的样本所涵盖的是1993 年1 月至2012 年6 月的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在标准线性模型设定以及Markov 机制转换设定下考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国内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动态变化不仅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地影响着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而且个别类别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中国通货膨胀动态的传递效应相对较高。

本文从汇率升值预期的视角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并存的状况。通过结构VAR模型，分别利用全样本数据（1996年1月-2009年12月）和子样本数据（2005年7月-2010年12月），分析了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外来冲击（石油美元价格）及汇率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以及不同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效应。全样本数据表明，我国的通胀主要是由需求冲击引起的，子样本显示了汇率等外部冲击和货币冲击的效应明显，这表明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降低国内通胀有比较强的解释力。但现实是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压力并存且不断加大。本文通过货币替代效应和资产价格效应从汇率预期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国内通胀起到不降反升的原因。

本文利用2005 年7 月-2008 年6 月的月度数据，在计算我国各HS 大类汇率指数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各行业的进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并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各行业贸易条件的直接影响。本文发现：1）各行业面临的汇率环境有较大差异。2）汇率传递不完全普遍存在，不同行业的汇率传递效应各不相同。3）随着人民币加速升值，各行业的贸易条件分化加剧。但是，人民币汇率变动不是导致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

外资并购事件可能向目标方竞争对手传递竞争压力加剧的信息，亦可能传递再次 并购即将发生的信息。本文以89次外资并购中国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外资并 购传递的信息内容。本文实证结果发现，在外资并购首次宣告时，目标方竞争对手的市场反应 显著为负;而一旦外资并购被终止，竞争对手的市场反应则显著为正。该结论表明，外资并购 事件在目标行业传递了行业竞争压力即将加剧的信号。本文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外资并购成 功实施后，目标方的盈利能力、经营效率、流动性以及偿债能力都逐渐超过竞争对手。

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TARCH模型，从股指期货与其现货指数价格的传递效应和信息对现货市场的不对称影响两个角度，实证研究了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HS300期货和其现货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TARCH项的系数由股指期货交易推出前的0.409441变为推出后的0.117257，即杠杆效应减弱了，反映了股指期货交易的推出提高了现货市场的效率。

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国际贸易中价格传递效应的理论(孙立坚等,2003a)，通过考察中、日、美三国间进出口价格的相互影响来检验是否存在所谓中国“通缩出口”的现象。为了使检验结果更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稳健性(robustness)，论文除了保留自己前期研究方法上的特色以外(孙立坚、江彦,2003)，如：工具变量(IV)、一般矩(GMM)、ARIMA预测等，还根据结构变化检验(Chow Test)的结果，将上述的这些方法分阶段来运用，同时，又进一步利用体系转换模型(Regime Switching Model)来考察受货币政策影响的三种价格环境的制约作用。另外，对冲击反应函数(VMA)又做了因素确定的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从而使得价格传递效应的动态特征被揭示得更为明显和更为充分。 鉴于上述比较严密的实证方法，我们得到了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主张中国“通缩出口”论是基于传统的“支出转移效应”的宏观分析视角，但忽略了进出口企业的定价能力(PTM)等微观要素，所以，这种主张不符合数据反映的现实情况。其次，一国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稳定国内的物价环境来制约汇率和外国价格对本国价格的传递效应(Taylor’s rule)，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国证券市场一度广泛实行的股票股利曾因其能带来积极的股价超额收益而被普遍视为是一种典型的信号传递过程。然而本文通过对A股一般行业上市公司首次股票股利分配后的公司业绩进行长期跟踪考察，发现首次分配股票股利的公司无论盈利性或增长能力都明显持续下降，并不能充分支持信号传递假说。统计检验和模型分析均表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司盲目追求股权融资和市场过热的投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股票股利政策传递积极信号的功能，也是这种分配方式不断降温的内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