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投融资缺口是制约人类气候适应进程的全球性难题，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是我国现阶段应对气候风险冲击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缩小缺口的效果。研究发现：第一，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增大、金融摩擦上升会扩大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二，气候适应再贷款政策通过降低金融摩擦产生的信贷风险溢价，气候适应补贴政策通过定向补贴气候适应性投资的边际收益，分别从金融供给侧和企业需求端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三，气候适应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两类政策对经济金融系统的支持效果存在差异，并且政策协调搭配具有更强的经济金融稳定效果。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气候适应再贷款和气候适应补贴的最优政策支持力度需要根据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大小动态调整。两类政策均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并且政策协调搭配相较于单一政策具有更高的社会福利增进效果。

企业为什么陷入财务危机？以外部政策环境冲击为代表的外部危机成因和以高管过度自信为代表的内部危机成因已被揭示，信贷能力不足的金融体系的重大影响被忽视。本文基于一家未受调控政策直接影响、内部财务管理稳健的优质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典型案例，探究中国金融体系在其财务危机过程中的活动和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金融体系的助长机制也是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重要外因；金融机构会通过助力企业加速扩张、恶化企业危机程度、加速企业危机过程三种机制加剧、加速企业的财务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危机助长机制的有效抑制举措是提高金融体系的信贷能力，尤其是对不同还款能力企业的精细化风险评估技术，这是深化金融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企业为什么陷入财务危机？以外部政策环境冲击和内部高管过度自信为代表的危机成因已被揭示，存在信贷决策风险的金融机构的重大影响被忽视。本文基于一家未受调控政策直接影响、内部财务管理稳健的优质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典型案例，探究以银行主导、多金融主体联动的中国金融体系在企业财务危机过程中的活动和影响。本文打破了已有研究暗含的金融机构无信贷决策风险的假设，研究发现：存在信贷决策风险的金融体系的危机助长机制也是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重要外因；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助力企业加速扩张、恶化企业危机程度、加速企业危机过程三种机制加剧、加速企业的财务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危机助长机制的有效治理措施是提高金融体系的信贷能力，尤其是对不同还款能力企业的差别化风险评估技术，这是深化金融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数字中国的背景下，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机构对释放实体经济发展活力,推动金融体系脱虚向实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及不同实体行业效率的影响，并基于中国银保监会官网金融许可证信息爬取的258772条金融机构数据，结合499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金融供求结构指标，从金融供求结构的视角考察金融科技脱虚向实的影响渠道。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推动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对金融支持第三产业效率的影响较为明显，各种稳健检验均支持这一结果。在金融供给端，金融科技从增强金融机构竞争程度、提升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水平、缓解资源错配三个维度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在金融需求端，金融科技通过增强企业贷款可得性、深化实体行业与金融业关联程度改善金融需求结构，从而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最后，金融科技的脱虚向实作用在对外开放水平低、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较少和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金融科技的应用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金融供给结构的不平衡提供了契机。

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本文考察官员政治晋升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地方官员存在晋升激励时，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显著降低。这一关系在雇佣过度和雇佣不足均显著。第二、在雇佣不足时，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并未随着雇佣的增加而提升的原因在于：企业的人力资本存在明显错配，这导致劳动力结构发生扭曲，从而无法达到劳动力最优配置。第三，引入地方矿难死亡人数为工具变量，2SLS 回归与安慰剂检验均显示，本文结果不受内生性影响。第四、在国有企业、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年份、期满晋升、官员学历较高的子样本中，晋升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同时，基于市长或书记晋升、正常与提前晋升以及是否首都或省会城市的横截面检验验证了结果稳健性。整体上，本文对深入理解政治晋升内在机制及官员晋升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劳动力结构配置的扭曲有重要意义，这对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参考。

本文首先通过构建 DSGE 模型，分是否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两种情况探讨了供给和需求冲击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与不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情况相比，当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时，由于“费雪效应”的存在会从两方面改变供给和需求冲击对一国产出、消费、劳动、通胀率和实际利率等经济变量波动的影响：一是会改变对一些变量影响的方向，二是从影响的程度来看，零利率下限约束存续的期限越长经济变量波动的幅度也越剧烈。随后我们分析了我国零利率下限约束的特征事实，认为我国自 2004 年以来先后经历了一个受零利率下限约束和不受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时段，并应用时变参数模型对比分析了上述两个时段内供求冲击下我国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动态响应轨迹，结果基本证实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最后，基于本文的分析我们也对当前国内外环境下我国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逐步探索构建起我国绿色金融体系。2007 年 7 月 12 日环保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三部门联合提出《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标志着绿色信贷这一经济手段全面进入我国污染减排的主战场。2016年 8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成为中国和全球的绿色金融元年。邮储银行在绿色信贷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本文结合邮储银行绿色金融实践，从机构及产品角度分析绿色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包括：产品创新不足、业务联动不足、资源配置不足、资源分配机制落后。据此，本文结合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先进案例，提出邮储银行绿色金融供给侧改革意见和建议，一是以创新思维推动绿色信贷产品创新，二是形成跨部门多层级的联动营销机制，三是以市场为基础从需求出发配置资源，四是肩负敢于作为勇于担责的使命责任。

发展供应链金融对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战略意义。本文通过对 2007 年-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全 部公告和全部网络财经新闻报道大数据信息的进行收集整理，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以及参与金融科技的意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发展供应链金融在短期可以促进企业股价的上涨，在长期可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并且上市公司采用的供应链金融业务越多，公告中提到供应链金融业务越频繁，这种提升效果越显著。已采用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上市公司在新闻报道中提到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相关词汇越多，对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提升的效果越强。上市公司在发展了供应链金融业务之后会通过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提高投资支出与投资收益，提高资金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促进企业价值的提高。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为发展供应链金融提高企业价值提供了基于公开市场数据大样本的实证证据，也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支持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具有现实启示。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结构，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力量，通过市场资金的流动，起到联通、协调不同行业发展的作用，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商业银行信贷结构有待优化、风险管控能力有待提高、业务和产品创新能力面临考验等问题，制约着银行效能的发挥。如何找到银行经营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契合点,抢抓历史发展机遇，发展壮大自身，成为商业银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政策性农业保险以其金融杠杆的优势，辅以财政补贴的政策优势，日趋成为政府保障农业稳定生产、农民可持续性收入的利器，呈线性增长的趋势。然而，分销渠道较为单一、信息流通受限、信息不对称等约束因素一直制约着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率更大范围推广。“互联网＋”任何经营模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已经深度打破传统的时间、空间的禁锢，使得经济利益呈几何增长的态势。“互联网＋”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构建，符合当前农村消费者的消费模式，探底农业生产经营者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与承受能力，也更加符合保险公司多维度营销模式。随着国家的“互联网＋”战略的覆盖面推广，其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融合，应该率先涉足农产品自然灾害保险和农产品价格保险两种险种，从互联网平台功能界定、供给侧政策扶持、风险转移等角度进行精雕细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