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企业 ESG 表现对绿色创新绩效可能的影响及其机制，并以 2009—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 ESG 表现的绿色创新效应。从机制分析发现，ESG 表现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从拓展性研究发现，ESG 表现的三个子维度都有助于提升绿色创新绩效，且公司治理表现的提升效应最强；ESG 表现不仅提高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还可提升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合作绿色创新绩效。

在中国，公开市场股票回购良好的信号传递效果与其较低的采用率之间形成一对矛盾。 本文研究发现，A 股股票回购的宣布中存在择时效应:在市场下跌后，管理者倾向于在市场 即将回暖前宣布股票回购计划。这不仅传递个股被低估的信号，也传递出对未来总体市场的 信心，获取更高的超额收益。进一步的，本文从股权质押、高管持股与非国有企业性质视角 刻画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程度，发现择时能力来源于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并且， 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度也会显著加强宣布股票回购的意愿。因此，由于市场的难以预测 与管理者的关注差异，导致企业的回购意愿较低。本文分析了为什么在同样面临低估时，只 有少部分公司宣布股票回购，将信号理论与择时理论相连接，更好地解释中国公司的股票回 购行为。

外资并购事件可能向目标方竞争对手传递竞争压力加剧的信息，亦可能传递再次 并购即将发生的信息。本文以89次外资并购中国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外资并 购传递的信息内容。本文实证结果发现，在外资并购首次宣告时，目标方竞争对手的市场反应 显著为负;而一旦外资并购被终止，竞争对手的市场反应则显著为正。该结论表明，外资并购 事件在目标行业传递了行业竞争压力即将加剧的信号。本文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外资并购成 功实施后，目标方的盈利能力、经营效率、流动性以及偿债能力都逐渐超过竞争对手。

本文引入DCC-Garch模型，将境内外人民币远期市场的收益和波动分解为“本地因 素”，来自境外“世界因素”以及来自即期汇率的“定价因素”，讨论三者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与动态相关关系。结果发现，境外NDF 远期市场与境内远期市场之间存在双向引导关系与波动溢出效应，但是境外NDF远期市场有较强的信号传递作用，即期汇率对境外NDF远期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境内远期市场的影响。同时发现即期汇率对远期市场的收益率具有显著影响，但是仅在短期合约(如一月、三月期限)和长期合约上具有波动效应。

本文考察了外资并购宣告期目标方与同行业竞争对手的市场反应差异，以及外资并购成功实施后目标方相对于竞争对手的长期业绩。本文研究发现：在外资并购首次宣告期，目标方和竞争对手的市场超常收益一正一负；而在外资并购终止宣告期，竞争对手市场超常收益显著为正；被外资并购之后目标方的盈利能力、经营效率、流动性以及偿债能力都逐渐超过竞争对手，目标方的长期市场收益也在并购后第 3 年高于竞争对手。本文结论表明，在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市场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外资并购事件在目标行业传递了行业竞争压力即将加剧的信号；已成功实施的外资并购改变了目标行业竞争格局，提高了目标企业的行业相对优势，削弱了目标方竞争对手的行业竞争地位。

我国证券市场一度广泛实行的股票股利曾因其能带来积极的股价超额收益而被普遍视为是一种典型的信号传递过程。然而本文通过对A股一般行业上市公司首次股票股利分配后的公司业绩进行长期跟踪考察，发现首次分配股票股利的公司无论盈利性或增长能力都明显持续下降，并不能充分支持信号传递假说。统计检验和模型分析均表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司盲目追求股权融资和市场过热的投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股票股利政策传递积极信号的功能，也是这种分配方式不断降温的内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