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保

本文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金融开放对企业产品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的产品竞争力，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来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一是竞争压力倒逼效应，推动企业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和提升创新能力，重塑竞争优势。二是资源配置效应，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改善融资环境和拓展出口渠道，帮助企业实现要素升级，进而增强产品竞争力；（3）异质性检验发现，政策效果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盈利能力低及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低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丰富了金融开放对企业影响的实证研究，为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微观证据。

气候信息披露对于实现“双碳”目标，促进供应链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合并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基于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的自然实验，考察其对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目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对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具有增进效应，供应商企业的主动模仿和客户倒逼是重要的实现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中国出口供应商为污染型企业、面临较高的外部环境关注度，及目的国强制性ESG披露政策执行更为严格时，政策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出口供应商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完善不仅有助于增加企业对实行强制性ESG披露政策国家的出口，而且能够提升供应商企业未来的经营绩效。本文丰富了气候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与实现机制的研究，增强了对强制性ESG披露政策的理解，对构建可持续供应链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

金融创新分散风险的行为虽然对提升金融效率有益，但通常也伴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本文改进最新的“去一”法，运用云计算技术和分年度各2000万次蒙特卡洛模拟实验，测算2010-2021年包括中小银行在内的684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值和易被忽视的间接关联风险，深度理论思考并实证探索银行数字化这一金融创新的伴生关联风险溢价，以及其系统性风险累积效应源泉。主要结论如下：首先，针对第一个新视角，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科技相关度提高基础资产相关度，从而产生了易被忽视的间接关联风险。这主要是因为中小银行跟随性创新引致了基础资产同质化，大银行则不显著。其次，针对第二个新视角，商业银行的数字化具有显著的系统性风险累积效应。这主要由个体风险主导，而总关联风险则显著下降，说明数字化虽然有助于分散风险，但激励了总量的风险承担水平。具体来说，其有利的一面在于拓展了新投融资渠道，降低了同业投资和负债，实现风险分散。除间接关联风险之外，其负向机制在于新投资渠道使得商业银行有能力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配置，但是对盈利能力提升作用不明显，导致提升了其风险承担乃至个体风险水平。最后，进一步探索研究表明，大银行通过数字化下沉业务的挤压效应，使中小银行表现出“太小而无法竞争”的现象，是系统性风险累积的主因。具体来说，中小银行在大银行数字化下沉业务的挤压下，导致数字化开拓新业务承担较高风险的同时，盈利效果、融资成本和风控优势均不明显。并且排除了监管约束和数字化门槛效应的替代假说。上述研究拓展了“太关联而不能倒”的理论以及发现了“太小而无法竞争”的典型现象，也有助于丰富关于银行数字化上述两个新视角的理论认识，并且对于推进数字金融的穿透式监管和行为监管，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政策参考意义。

企业金融化业务发展对于企业来说究竟有何种效应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利用 2007-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从非线性关系视角，考察了金融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发现，随着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呈现先升后降的倒 U 型关系，并从产权性质、融资约束程度和市场竞争力三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分析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研发人员投入及研发技术投入的影响。从作用机制上看，机构投资者参股稳定性随金融化程度的增加出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即稳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能促动企业增加创新投资。

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实体经济中有大量因承担着政策性负担而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但这些企业为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所需，政府不能让其破产倒闭，需要不断以各种方式给予补贴和保护。金融抑制的本质是政府通过对金融体系的扭曲干预，以金融体系为中介来给这些“重要而不能倒”的企业提供暗补，以此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国防安全，传统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正是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无法解释为何转型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也难以为转型国家的金融改革提供既能维持稳定又能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像转型国家般的金融抑制，是因为本国政府没有推行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除国防安全等少数可用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型产业外，绝大部分企业拥有自生能力，无需政府通过金融扭曲给予这些企业暗补以维持社会稳定，但这一暗含前提对于转型国家不成立，由此决定了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种种差异。转型国家在进行本国金融改革时，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消除所有金融扭曲，而是应当按照比较优势推动经济转型，根据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变化、赶超战略下优先发展部门遗留下来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提高，渐进推进金融改革。这种渐进式的金融改革能在转型期避免经济崩溃并支持经济增长，是比休克疗法更优的金融转型方式。

本文利用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 Log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分别对有住房样本和持有风险资产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对家庭住房资产持有和风险市场行为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住房资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可能性呈倒 U 型关系，而对于已经参与风险市场的家庭来说，住房资产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其风险资产的相对规模；另外，对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来说，住房资产对风险市场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低收入家庭住房资产的增加对风险市场进入概率和风险资产持有相对规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中等收入家庭住房资产影响不显著，而高收入家庭住房资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可能性呈倒 U 型关系，且会显著降低其风险资产的相对规模。

保持金融稳定是目前中央“六个稳定”政策中的重中之重，系统性金融风险关乎经济发展。本文手工整理了 2010 年~2017 年非上市银行数据，利用集成机器学习（Ensemble ML） 技术测算中国 5 家国有商业银行、12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及 103 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弥补了V-Lab 仅包含部分上市银行的缺陷。发现：总体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各年度平均有 25%以上的急速增长，2016 年底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效控制了这一上升趋势，2017 年显著下降 10.3%；SRISK 份额最高的 5 大国有商业银行仅占 54.78%，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份额不断上升、已成为中国系统性风险的潜在累积点；区域性演进上呈现向东南沿海积聚的特点。控制区域性发展的回归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出现和上升的影响机制：总资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大而不能倒”的观点；杠杆率和期限错配是重要影响因素，银行的杠杆率降低 1%，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显著下降 0.2%，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概率下降 0.84%，上一年度出现风险的银行该年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下降 0.5%，支持了“降杠杆”政策，且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降杠杆的效果更显著；提高流动性有利于显著降低系统性风险，但调控效果没有降杠杆强。最后利用国家层面和省际层面累计的系统性风险，发现金融风险对经济增长的确存在显著影响。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从资金支持和技术知识角度构建资金流和知识流网络，并进行多重网络解耦研究。利用我国创业板 2010-2019 年科技型上市公司的资金来源数据及专利数据，构建以科技金融网络代表企业所处的资金流网络，以知识网络代表企业所处的知识流网络，将企业技术创新嵌入在科技金融网络与知识网络的多重网络结构中，探讨企业科技金融网络与知识网络的关系特征和结构特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科技金融网络联系强度和知识网络联系强度，分别对科技金融网络、知识网络结构特征与企业技术创新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科技金融网络联系强度和中心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均具 有正向影响，知识网络联系强度和中心度均对企业技术创新呈倒 U 型影响；科技金融网络联系强度对科技金融网络中心度与企业技术创新间正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正向调节知识网络中心度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倒 U 型关系；知识网络联系强度负向调节科技金融网络中心度与企业技术创新的正相关关系，正向调节知识网络中心度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倒 U 型关系。

每个国家有能力创业并做大做强成为企业家的都是极少数人，企业家是宝贵的国家战略资源；他们发展需要资金，到资本市场融资，是国家人民利益所在，理所当然要支持。但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道德水准同普通群众没有太大不同，上市为了圈钱套也是有的。我国14亿人口，无风险识别能力群体庞大，股市散户主导；严监管，失去活跃度，企业难融资；放松监管，垃圾概念漫天飞。过去现在和将来很长时间内，二级市场都很难实现总体上的等价交换。过去上市的大多是国企，国有股减持还能充实社保，都是公共利益；存量股份二级市场简单全流通说得过去。而今来上市的是清一色的民营企业，越垃圾越贵越减持越涨，股市集腋成裘让极少数人一夜暴富，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眼下原始股上市流通的注册制已经行程近半，相关配套监管如不尽快跟上，近2亿个家庭、8亿人口的财富难免被极少数海内外机构和私人老板们反复收割，批量制造富翁大量制造新生贫困人口，整个国家社会阶层有形成目前香港倒金字塔型社会的危险：极少数人富可敌国，绝大多数人却贫穷潦倒，其后果党国家和人民无法承受。必须站在国家人民利益立场，寻求最大公约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市场改革要以国体政体为中心，要以等价交换和公平交易为条件，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证券市场既要大力支持企业家融资，发展经济，又要抑制其一夜暴富的利益冲动。建议证券市场注册制下辅以如下配套政策：非公有制企业上市增加骨干员工持股强制性条款，上市公司存量股份改大宗交易平台封闭流通，以强制信托责任大力发展负责任的爱国机构投资者，将新股上市审批权归还给人民，革新红利税，改造监管队伍，强化一定温度下的严监管，以持续现金分红能力作为退市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