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2006至2015年期间A股IPO申购资金冻结政策，研究周期性流动性紧缩对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影响。我们发现，IPO申购资金冻结显著推高主要货币市场利率：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交易所隔夜回购利率和隔夜Shibor平均分别上升12.4、38.3和11.6个基点，且利率上升幅度与IPO资金冻结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IPO资金冻结同时造成货币市场交易量和交易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此外，IPO资金冻结还推高部分债券市场利率，引发企业、金融机构甚至政府为应对流动性紧张而改变债券发行计划，各类信用债乃至国债在IPO资金冻结期间的日均发行量普遍下降20%至30%。最后，我们发现虽然央行会在IPO资金冻结期间通过逆回购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然而并不足以抵消IPO资金冻结造成的冲击。本文揭示了流动性冲击的跨市场溢出效应，强调了金融政策跨市场协调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重要性。

本文利用2008-2020年国有企业债券数据实证检验僵尸企业的债券定价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僵尸企业债券存在严重的定价扭曲，且这种扭曲效应能够传染到非僵尸企业债券定价中，进而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定价扭曲。具体地，（1）相比于非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信用利差较低，且存在一二级市场价差为负的情况，上述结论证实了僵尸企业债券存在定价扭曲问题。（2）上述扭曲效应在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度差、承销商受地方政府控制力度大、银行承销商业绩基本面差、银行与企业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僵尸企业风险大的组中更加显著，这些结果说明在金融分权下，地方政府通过其控制的金融资源（银行承销商）帮助僵尸企业发行债券。（3）一个省份中僵尸企业比例越大时，非僵尸企业债券的发行信用利差越低，债券市场非僵尸企业的业绩基本面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同时非僵尸企业发行债券的一二级市场价差也越小。这个结果说明，僵尸企业债券的定价扭曲会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定价效率低下。本文研究结论为加快出清僵尸企业、促进与完善市场化发行机制，以及提高债券市场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监管套利的角度对中国商业银行发行绿色债券的动机进行实证研究。控制了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影响后我们发现，流动性越差的商业银行越有可能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融资。此外，门限回归的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对于商业银行发行绿色债券的数量存在某一“门槛效应”，当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该“门槛”时，商业银行发行绿债的数量不受其流动性状况的影响，但当资本充足路高于该“门槛”时，商业银行发行绿债的数量与其流动性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流动性差的中国商业银行更愿意承担更高的绿债发行成本进行融资。市场现状显示，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政策环境为商业银行的监管套利提供了空间。本文的结论为监管部门改进绿色债券的发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社会名人在资本市场上是否能通过其声誉机制起到提高公司业绩和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手工整理的 2006-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关联的数据，研究娱乐明星关联对上市公司绩效和治理的影响，并探究上市公司建立该关联的动机。研究发现：（1）从短期来看，与明星建立关联的上市公司会有正的超额收益，且关联的明星名气越大、二者的关系延续时间越长，则其市场表现就越好。（2）从长期来看，关联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变好，且更可能进行财务重述和受到更多的行政处罚，这说明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公司其治理水平变差。（3）建立娱乐明星关联可能是通过吸引散户投资者、分析师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和媒体报道更多的正面新闻而抬升了股价。（4）“股份减持”和“择时关联”是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两大动机。一方面，在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后，大股东会进行更多的股份减持；另一方面，公司更倾向于在较差业绩的财务公告前和债券发行前宣布与明星建立关系 。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娱乐明星”视角推进了“名人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理解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各种关系背后的动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也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部门如何监管和治理资本市场中与娱乐明星有关的乱象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启示作用。

基于2010年-2018年债券发行数据，政府隐性担保使得债券信用利差较低，债券主体具有更低的融资成本，政府干预越强，隐性担保越强。通过两个外生冲击考察两个方向的结构性变化：“紧”监管，旨在降低政府隐性担保的国务院43号文并未降低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担保；“好”愿景，如果只是用愿景发布时间会得到错误结论，误认为没有改变政府干预强省份的隐性担保、反而收缩了投资，本文引入中欧班列市级特征和地理距离信息，发现一带一路确实增加了主要铁路枢纽节点城市的LGFV投资，其他距离中欧班列始发城市300公里内的LGFV也显著扩大投资。最后还考察了其他新变化的再检验，结果显示风险对冲能力不能有效拉动投资，只有债券市场国际化有助于扩大债券主体投资，而且这个结论不随是否城投债改变。本文提供的中欧班列市级特征证据有助于揭示一带一路对拉动地方投资的有力作用。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仅依赖法律等正式制度无法确保金融或经济的长期发展，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鉴于此，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债券市场中的价值。研究发现，信任不仅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还有助于降低债券信用利差，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同时，利用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还发现，失信及失信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债券信用评级，提高债券信用利差。进一步地，路径分析法的结果还发现，信任不仅会直接影响债券评级和定价，还会通过提升公司财务报告质量间接地发挥作用，即不仅投资者主观上更愿相信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客观上这些企业也的确更为可信。本文还发现，信任对债券评级和定价的积极作用在国有企业、金融业更发达地区的企业以及发债次数更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复博弈机会越多，信任的价值也越大。研究表明，通过缓解债券发行人与债券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任可以被资本化为财富。本文研究结论提醒政府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时，应着重加强对信任这种地区乃至国家公共品的培育和建设。

本文以 2009 2019 年公开发行的公司债与企业债为样本考察债券承销商与债券发行公司的空间临近性对债券 资成本、违约概率以及债券期限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 当承销商与公司在同一省份或者承销商与公司距离更近时，债券融资成本越低；并且，承销商的声誉以及公司信息透明度会削弱承销商空间临近性对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承销商与高和中等信用水平公司的空间临近增加了所发行债券的期限，与低信用水平公司的空间临近效果则相反；最后，我们发现承销商与公司的空间临近降低了债券违约概率。本文的发现在考虑内生性、地方政府关联程度以及排除一线城市的影响下依旧成立。

随着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迅速增长，对于债券定价的各类研究变得日益重要。关于定价和利差的解释，国内外研究集中在违约风险（反映为信用利差）和流动性风险（反映为流动性利差）方面。国内银行间企业类债券市场为商业银行主导的市场结构，存在交易商协会注册制和发改委审批制两大体系，发行人主要为国有企业和投融资平台。限于发展时间较短，历史市场价格和违约数据积累不足，给研究分析带来了诸多困难。 本文以实践角度出发，提出了“企业类债券收益率=同期限无风险利率+信用利差+流动性利差+其他因素（例如税收利差）”的分析范式。在一级市场，本文发现：1、交易商协会发布的“指导定价”是发行利率的决定性因素；2、债券种类和结构会影响债券发行利率，企业债券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发行利率明显高于其他同评级债券，但债券回售和赎回条款未被有效定价。在二级市场，本文选取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作为无风险利率，对3-5年中期票据的收益率进行回归分析。结论为：1、国内中期票据收益率大部分可以由无风险利率和信用评级所解释，税收因素也在债券交易定价中得到了反映；2、3年期中期票据信用等级每降低1级，收益率大约上升42.5bps；5年期中期票据信用等级每降低1级，收益率大约上升45bps；3、高评级债券的收益率变动能被无风险利率收益率变动解释的程度要高于低评级债券的收益率变动；4、宏观资金面紧张时，企业类债券的信用利差和流动性利差倾向于上升。本文还选取了铁道部发行债券作为实际案例，就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对铁道债的收益率变化的影响，以及财税支持行动的效果进行了简要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最后针对投资银行的业务发展提出了两点意见：1、抓住金融脱媒机遇，大力布局债券承销、资产证券化和资产管理业务；2.发展银行间做市业务和定价模型，提升交易和销售能力。

可转换债券现有研究模型多建立在投资者理性范式之下，较少考虑投资者异质信念的影响，易造成可转换债券定价偏差，市场上所存在的众多异象如推迟（或者提前）赎回至今也未能获得良好的解释。本文尝试将行为金融理论引入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之中，采用投资者的后悔厌恶来表征投资者的异质信念，构建了投资者异质信念下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重点探讨了异质信念对可转换债券赎回策略的影响。理论模型及数值实验结果均表明可转换债券发行者的后悔厌恶情绪是可转换债券推迟（或者提前）赎回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