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叠加的复杂形势下,妥善处置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确保当前我国经济稳定和发展安全的关键。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2015年新《预算法》的正式施行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深入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通过杠杆失衡机制和信用关联机制,有效降低了实体企业的信贷错配、过度负债及杠杆操纵水平,显著弱化了实体企业间的担保关联和因影子银行与金融化活动引致的信用风险关联,从而有力缓释了实体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这一效应在政府隐性担保强、金融监管程度弱及城投债务期限长的地区尤为明显。经济后果上,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积极缓释效应,最终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平稳增长。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具有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以及消除经济增长隐患的重要政策效果,对于深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产业集中度对企业的资本结构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从更深入的角度来分析产业集中度对资本结构的重要特征——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以1999年前上市的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这些公司1999-2009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产业集中度与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为正U形关系，即在集中度较低的时，短期负债比例与产业集中度负相关，在集中度较高时，短期负债比例与产业集中度正相关，而且该结果是稳健的。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随着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为了防范竞争对手的掠夺行为，公司会使用更少的短期债务，随着产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高，由于政府的干预，竞争对手采取的掠夺行为的概率会下降，公司的代理成本会显著上升，为了降低运营的代理成本，公司会倾向于使用更多的短期债务。本研究对于理解现实中各行业之间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终极所有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2003-2005年只发行A股的824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实证结果支持这样的结论：（1）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越大，掠夺的成本也越大，上市公司会使用更多的长期债务；（2）两权偏离度越大，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会越大，上市公司会使用更多的短期债务；（3）随着两权偏离度的增大，家族式终极控制股东对财务困境担心的壕沟效应会促使公司延长债务期限，使用更多的长期债务，而差的公司治理使得债权人仅愿意为政府终极控制的公司提供更多的短期债务。

本文考察了制度环境对中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本文采用只发行A股的642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为样本，应用OLS实证检验制度因素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因素在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选择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具体而言：（1）在法律制度环境更好或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上市公司使用更少的长期债务；（2）好的制度环境削弱了资产期限、公司规模与债务期限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现为好的法律制度环境和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综上所述，制度环境的改善一方面加强了债权人保护，另一方面使得更多公司拥有了使用长期债务融资的机会。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资产清算价值和公司债务融资决策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本文以 1998至2006年间我国沪深两市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 清算价值在公司债务融资决策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以资产再配置性、 资产专用性、竞争对手财务能力以及资产有形性来测量的清算价值与企业资本结构和债务期 限结构显著相关，高的清算价值能够提高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此外，清算价值对资本结构 和债务期限结构的作用关系受到行业发展阶段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如果企业所在行业处于 成长期以及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上述关系将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企业进 行债务融资决策和银行进行贷款决策有重要的启示。

本文分别以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年龄、任职时间、学历、教育背景以及两职兼任情况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从流动性风险和资产匹配两方面来具体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经理的年龄越低，任职时间越短，学历越低，总经理拥有经管类教育背景以及当总经理同时兼任董事长时，总经理的过度自信行为越强，因此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与负债比率和资产结构之间的相关性越弱。本文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丰富和拓展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而且对于上市公司的风险管理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本文基于我国债权人保护程度较弱的现实，以2000～2007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银行能否利用债务期限应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发现银行无法整体上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以授予其相应的债务期限。本文进一步尝试将银行识别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意愿和技术进行分离而予以单独检验。通过选择明显有舞弊嫌疑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企业和微利企业以控制住银行的识别技术，发现银行给予非标审计意见企业较严格的债务期限，说明银行有一定的识别意愿。但银行没有给予微利企业较严格的债务期限。本文还对盈余管理变量与债务违约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正向盈余管理程度变量、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识别变量以及微利企业识别变量对债务违约率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银行无法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损害了银行的债权。本文的政策建议是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银行的信息收集成本、提高银行在信贷评估和贷后监控中识别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技术和意愿。

现有研究发现相比国有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具有更少的银行贷款、更短的债务期限结构，从而得出我国银行存在“金融歧视”的结论。但是，现有基于上市公司的研究无法排除债务融资是企业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金融歧视”的结果的解释。本文以1996－2004年IPO公司上市前后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上市前后不同所有制企业与债务融资之间的关系截然相反，而且上市显著的降低了所有企业的债务融资金额和长期债务的比重。综上，我们认为在民营上市公司这个特定的样本中并不存在来自银行的“金融歧视”，恰当的研究应当关注并不具备上市资格的中小民营企业是否面临“金融歧视”。

目前，学术界对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主要是从治理角度论述内部人股权比例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本文根据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债务期限的决策者不同，内部人股权比例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机制也不同这一特征，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全面探讨内部人股权比例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制度环境较差的情况下，债权人作为债务期限的决策者，内部人股权占比情况是债务人能否取得债权人进行长期投资的信任基础；而在制度环境相对较好的情况下，债务人是债务期限的决策者，内部人股权占比情况直接决定着内部人对债务期限选择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