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的家庭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 DSGE 模型，解释了负向 TFP冲击如何引起实际 GDP 增速下行与房价、债务上涨并存的现象，且负向 TFP 冲击的持续性决定了房价、债务是否出现“逆周期”及其规模。本文基于以下逻辑：负向 TFP 冲击导致收入下滑，消费跨期替代弹性异质性使得部分家庭有倾向于减少住房支出去平滑消费，相对地另一部分家庭倾向于增加住房投资，一方面，随着消费恢复住房需求快速回升，实际住房价格由低到高，同时利率下行，财富从储蓄者向借贷炒房者转移，形成住房财富两极分化，这种分化同时强化了储蓄家庭的居住需求和借贷炒房家庭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金融中介通过吸收部分家庭的储蓄并向另一类家庭放贷，通过利差不断积累净值，更高的净值对应更多的住房贷款，二者共同推动房价的持续上升。冲击的早期，两类家庭提供更多劳动获得可支配收入，劳动意愿上升部分抵消了产出下滑，随着住房价格上升及信贷繁荣，家庭减少劳动时间，实际产出随之下降，形成房价与债务的“逆周期”现象。央行通过盯住利差，或在货币政策规则中引入金融中介杠杆因子等途径干预信贷能够消除房价与家庭债务的“逆周期”现象。最后，从信贷错配的角度出发，房价上涨是预算软约束下财政刺激、不确定性上升引起的“副作用”。

发展直接融资是化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最有效办法，14亿人口大国的直接融资要想做大和可持续，必须让有风险识别能力的机构做风险投资，创造条件让那些没有风险识别能力的普通群众去做不需要识别风险的业务。因为大多数普通群众没有多少风险识别能力，实践一再证明，让他们都搞互联网金融、炒股，以此将居民存款转换为企业长期投资，不但化解不了融资难融资贵，反而会带来问题。改革开放40年，我国培养出了很多有竞争力的优质大企业，完全可以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将它们识别出来，建立优质企业债券池，容许稳健诚信经营的优质大企业绕开金融机构在优质企业债券池里直接对居民按章发债。居民通过银行储蓄账户直接限额购买，利息按天支付，将居民活期存款转化为对优质企业的直接投资。此举解决了近些年金融市场参与者角色系统性错位问题，风险可控，可降低优质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居民收入。 很多央企，如中石化中石油中移动、华能国际、四大行等；经营模式可持续，稳健、诚信而优质，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可是它们却只能向海内外金融机构借贷，融资成本高昂。单单中石油中石化贷款余额近两万亿，每年资金利息成本上千亿。如果国家建立优质企业债券池，将现有稳健诚信经营的优质大企业借贷余额的一半左右，用居民活期存款置换下来，单单中石油中石化每年可降低利息成本400亿以上，而居民每1万亿活期存款利息收入将由现在的35亿增加到2-3百亿。此举对国家、企业和居民都有好处；当然金融机构利润将下降，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也将或多或少下降。

虽说“家有余粮，心中不慌”，然而，过高的储蓄水平却会引发一国经济的内外失衡，与 “双 循环”的新发展战略不一致。本文从僵尸企业的角度出发，探究其对正常企业储蓄的影响, 试图给出我国 企业储蓄水平偏高的一种新解释。理论分析显示，当正常企业的未来收入存在不确定性时，僵尸企业占 比的增加会诱发正常企业提高最优储蓄水平，且当金融市场环境相对紧张时，该影响效应更强。之后， 本文利用 1998 至 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当行业僵尸企业占比增加 时，同行业正常企业的储蓄水平随之显著增加，且这一影响效应对具有以下特征的正常企业更为显著， 即非国有(特别是中小型非国有)、处于外源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处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非出口(特别是非国有非出口)。本文丰富了中国企业高储蓄及僵尸企业问题的相关研究，有助于理解 供给侧改革的经济价值，对探讨如何扩大我国内需、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

国内银行融资市场中金融约束政策所创造的租金主要来自于低利率导致的居民储蓄存款中利息收入的损失。本文提出三种不同的租金规模测算思路，分别基于加权的企业债券票面利率、基于扩展的泰勒规则以及基于通货膨胀税的视角等三种不同的方法对租金规模进行测算，同时对三种方法的可行性进行比较分析。数据证明，低利率政策所创租金的规模有逐年加重的趋势。

：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居民、企业、银行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我们的模型 认为，实际利率的变动可以通过影响居民部门的储蓄和消费、企业部门的投资、银行部门的 吸存放贷，作用于就业和产出的变化。根据我们模型的分析，实际存款利率变动对产出的影 响取决于实际储蓄存款对实际存款净利率的弹性：富有弹性则稳态利率与产出同向变动、存 款利率有效上限的取消可能使产出总体上升；缺乏弹性则稳态利率与产出反向变动，存款利 率有效上限的取消可能使产出总体下降。 实际存款利率市场化导致的产出波动可能具有滞后 性和反向性。 稳态下实际贷款利率变动会改变资本相对劳动的价格、资本劳动之比和单位资 本产出。贷款利率有效下限的取消可能会使产出上升，实际贷款利率市场化影响产出的强度 可能与稳态贷款规模间接反向相关，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必然的。

首先分析了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及制造业工资的变化趋势，然后构建了工资上涨对进出口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接着实证检验了工资上涨能否调整外部经济失衡。研究表明，工资水平的上涨对顺差的影响是负向的，工资上涨可以调整失衡，而且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影响是逐渐增大的。具体来看，工资上涨使得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从而带来出口的减少。而工资的上涨使得消费增加，从而带来进口的增加。另外，还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GDP、老龄化、储蓄率等因素对顺差及进出口的影响。最后，给出了中长期的政策搭配建议。

在我国渐进式的转轨经济过程中，呈现出金融低效与经济高增长的共存现象。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在我国强控制金融政策与特有的高额居民储蓄条件下，公有体制内经济体发生金融漏损并由体制外非公有经济体顺守，对金融配置效率加以非规范的修正，导致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的并存。本文从金融的非正规漏损角度分析了我国转轨经济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提出了金融效率改进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本文结合预防性储蓄理论和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具体实际，构建了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收入、收入风险和财富目标的消费函数,根据我国城镇从2002年到2008年31个省直辖市的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面板数据，建立带有个体效应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而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在估计上使得参数有效且一致。结论有，第一，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参数为0.1094；第二，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有消费习惯的前提下为0.7786；第三，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弹性为-0.05132；第四，每个地区的个体效应差异较大，而且西部省份的个体效应较大。分地区来看，第一，全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参数为0.1094，比上海的0.3071、河南的0.2127和四川的0.3512都要低很多，这不仅说明了全国城镇居民的当期消费很少依赖于上一期的消费，而且说明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消费习惯有很多差异，呈现了区域的异质性；第二，全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有消费习惯的前提下为 0.7786，比上海的0.6904、河南的0.7146和四川的0.5624要高很多，说明其当期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当期的消费。第三，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弹性为-0.05132，比上海的-0.0319（取绝对值）高一些，但是比四川的-0.0674、河南的-0.0750都要低，这不仅说明了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消费的弹性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而呈现下降趋势，也说明了区域预防性储蓄的异质性。他们的收入和消费的风险越大，他们的消费就越谨慎。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消费习惯是消费函数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消费习惯对我国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与流动性过剩没有在中国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有一定解释力，这些都很好地符合了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现实。

山东各城商行之间实力相当的格局，使得山东城商行采取了一条不同于徽商行的吸收合并制和浙商行的参股、控股制，而借鉴德国储蓄银行的模式，组建了一个为各家成员行提供专门服务的、不具有管理职能的城商行联盟，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就形成了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一级总行制、农村信用社的多级法人制和山东城商行的联盟制三种制度模式，使得全国银行业制度层面的竞争成为了可能。

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和信念体系等非正规制度会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产生 很大影响。本文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中国居民消费、储蓄和代际支持等经济行为的潜在影响， 从理论上说明儒家文化在家庭和家族作为经济互助、互保、风险分担组织中起到的作用和意 义，也论述了家庭作为养老制度安排的载体具有的内在缺陷。本文采用 1986年—2008年有 关宏观数据对考虑代际支持的中国居民的消费特征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家庭养老模式的不 可持续性和不稳定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应该建立健全金融保险市场， 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有保障的养老安排，分离出家庭的经济功能，使其养老功能转化为市场 保险的一个补充和丰富，从而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家庭结构更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