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有能力创业并做大做强成为企业家的都是极少数人，企业家是宝贵的国家战略资源；他们发展需要资金，到资本市场融资，是国家人民利益所在，理所当然要支持。但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道德水准同普通群众没有太大不同，上市为了圈钱套也是有的。我国14亿人口，无风险识别能力群体庞大，股市散户主导；严监管，失去活跃度，企业难融资；放松监管，垃圾概念漫天飞。过去现在和将来很长时间内，二级市场都很难实现总体上的等价交换。过去上市的大多是国企，国有股减持还能充实社保，都是公共利益；存量股份二级市场简单全流通说得过去。而今来上市的是清一色的民营企业，越垃圾越贵越减持越涨，股市集腋成裘让极少数人一夜暴富，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眼下原始股上市流通的注册制已经行程近半，相关配套监管如不尽快跟上，近2亿个家庭、8亿人口的财富难免被极少数海内外机构和私人老板们反复收割，批量制造富翁大量制造新生贫困人口，整个国家社会阶层有形成目前香港倒金字塔型社会的危险：极少数人富可敌国，绝大多数人却贫穷潦倒，其后果党国家和人民无法承受。必须站在国家人民利益立场，寻求最大公约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市场改革要以国体政体为中心，要以等价交换和公平交易为条件，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证券市场既要大力支持企业家融资，发展经济，又要抑制其一夜暴富的利益冲动。建议证券市场注册制下辅以如下配套政策：非公有制企业上市增加骨干员工持股强制性条款，上市公司存量股份改大宗交易平台封闭流通，以强制信托责任大力发展负责任的爱国机构投资者，将新股上市审批权归还给人民，革新红利税，改造监管队伍，强化一定温度下的严监管，以持续现金分红能力作为退市主要依据。

文章从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入手，假定股票价格变动服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连续变化的价格之间是独立的，二是价格的变化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结合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数据对价格变动的分布进行了检验，通过频数分布和正态概率图形，直观地描述了我国股票市场价格变动所具有的尖峰厚尾的特点，即价格变动的经验分布在中部和尾部区域比正态分布有更多的频数，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价格变动的分布是由一些具有相同均值但方差不同的分布混合而成，也可能是由于上市公司存在不同的风险，导致不同时期内的均值不同。Mandelbrot对这些极端值进行了研究，并且提出了一种更好的描述股票价格变动分布的形式，即稳定帕累托分布。 股票价格的变动似乎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惯性，文章第二部分通过价格变动的序列相关、游程检验对这种惯性进行了研究，发现价格变动的惯性不明显，不足以解释其偏离正态分布的原因。由于序列相关和游程检验相对于股市的复杂性来说显得较为粗糙，随后文章介绍了Alexander的滤波法来检验投资策略的可获利性，并且引入波动群集性理论来描述股票价格变动所具有的特点。 在对股票价格变动作了详尽的描述后，文章介绍了有效市场理论的主体内容。首先引入了三种数学化模型来描述有效市场理论，即公平游戏模型、子鞅模型和随机游走模型，为后文定量研究有效市场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数理基础。弱型有效主要检验基于股票市场以往的价格和成交量信息来进行投资是否能获得超额收益，在介绍跨期收益率的可预测性时，文章引入了三种定价模型，即SLB模型、多因素模型和消费定价模型。Changyun and Shengtying Chin从价量关系入手检验了我国股票市场的弱型有效，并且发现投资于低成交量的股票所获得的收益要高于高成交量的股票。 半强型效率主要研究了利用市场里的公开信息进行投资是否能够获得超额收益，Fama经过检验发现股票分割后的投资收益率显著高于市场的平均收益率。文章检验了我国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波动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反倒是国家的政策对股票市场有较大影响。强型效率主要检验内幕信息的可获利性，通过对我国封开基金的检验发现，市场中似乎不存在精明的交易者，能够持续地获得高于市场的平均收益率。随后介绍了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国家兴起的行为金融学的研究。 我国股票市场有效性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要从股票市场交易制度的革新、股份的全流通、政府直接干预的减少和价值投资者的培育入手，来提高股票市场的有效性水平。

本文以2006－2010年在沪深两市通过定向增发实现再融资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首次在全流通背景下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投资者异质信念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来说，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向机构投资者增发新股；投资者异质信念与定向增发规模负相关；当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时，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大股东越有动机利用资产认购新增股份。本文的研究拓展了行为金融理论在企业融资特别是增发融资方面的研究视野。

本文使用2003-2009年数据对全流通前后股权分置改革公司股权结构变量与企业业绩关系进行考察，得到以下发现：全流通后国有最终控制人的掏空动机显著高于非国有最终控制人，国有最终控制公司的业绩改进程度显著弱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全流通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全流通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大股东股权制衡的治理效果改善明显；尽管全流通后流通股股权制衡度提升明显，但流通股股权制衡的治理效果却未得到体现，甚至有恶化趋势。

本文构建了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股东行为模型，对大股东行为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运用大股东与其控股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改后大股东行为转变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交易前具有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较低的市盈率，交易后业绩显著提升。与股改前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相比，股改后的关联交易并非为获取再融资资格，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明显下降。股改后关联交易规模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交易前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市盈率负相关，表明股价收益成为影响大股东行为的重要变量。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公司绩效与关联交易规模、交易前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因此，实证结果验证了我们的模型：全流通下大股东行为模式发生了明显转变，即从股改前的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转变为股改后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论文以2005年底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2004-2007年的年报数据为基础，探索分析了金字塔内、外部结构特征在股改前后的变化及其对终极控制人采取的不同类型关联交易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越多，终极控制人进行的“掏空性”关联交易行为就越严重；金字塔结构的链条数越多，终极控制人进行的“掏空性”关联交易行为越少；终极控制人持有的终极控制权比例越高，其越有可能进行频繁高额的“掏空性”关联交易；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越严重，越有可能进行“掏空性”关联交易行为；而股权结构的制衡水平越高，终极控制人进行的“掏空性”关联交易行为的频率和规模越低。此外，我们没有发现股权分置改革明显改善终极控制人掏空行为的经验证据。本研究结论对于全流通时代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政策意义。

Markowitz（1952）的投资组合理论理论为完全市场条件下的最优资产配置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当市场中存在不流动性资产时，例如限售股，人力资本，房地产和私人所有权等，那么原有的最优组合选择策略将会改变。本文在连续时间模型框架下研究市场中存在不可交易资产时的最优资产配置问题。结果表明：存在不流动资产的市场与完全流通市场的最优组合策略是不同的，最优资产配置策略取决于非流动性资产的初始禀赋以及流动约束时间等特点，还有就是代理者的流动性财富。我们提供了一个自认为是这个问题的第一个解析解，它可以拓展应用于存在这类不可交易资产的或有索取权的组合选择问题。

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的研究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本文在上市银行股权改革背景下， 以《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资本分类为基础，对我国截止目前实行股权改革的5 家上市银行的股本实现全流通后的资本成本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将资本划分为三类：权益资 本，债务资本和混合资本；之后提出假设条件，确定了三类资本各自估算模型，选择使用加 权平均资本成本、剩余收益等模型详细探讨估算了全流通条件下5 家银行三类资本的市场价 值、资本成本，加权得出资本成本。以期对我国上市银行实现全流通后的资本成本确定，资 本管理，筹资决策提供借鉴意义。

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特殊股权制度影响到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和股数科学合理的确定，进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中国股票市场实证研究结果。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完成之后，涉及股改前数据的所有实证研究和数据库建设也都不能忽视改革前后的股数和股价的不可比问题。现有的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指标修正方法五花八门，也缺少合理的经济逻辑和数据支持。本文证明忽视股权分置现实，或者不适当的修正都将导致偏颇的结论，进而提出了一个通用的修正方法，即每股非流通股的价格相当于每股流通股的一个百分比。然后用实际数据对这个百分比的表达式进行了估计，从而对股权分置条件下价格模型与回报率模型进行了修正。结果显示，经过修正后的模型估计优于未修正的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现在的全流通改革是否公平地补偿了流通股股东。结果显示，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小的公司，补偿是公平的，但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高的公司，还是存在着大的非流通股股东剥削流通股股东的现象。

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特殊股权制度影响到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和股数科学合理的确定，进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中国股票市场实证研究结果。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完成之后，涉及股改前数据的所有实证研究和数据库建设也都不能忽视改革前后的股数和股价的不可比问题。现有的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指标修正方法五花八门，也缺少合理的经济逻辑和数据支持。本文证明忽视股权分置现实，或者不适当的修正都将导致偏颇的结论，进而提出了一个通用的修正方法，即每股非流通股的价格相当于每股流通股的一个百分比。然后用实际数据对这个百分比的表达式进行了估计，从而对股权分置条件下价格模型与回报率模型进行了修正。结果显示，经过修正后的模型估计优于未修正的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现在的全流通改革是否公平地补偿了流通股股东。结果显示，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小的公司，补偿是公平的，但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高的公司，还是存在着大的非流通股股东剥削流通股股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