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当前国际分工下的价值链是具有全球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性特征,这是探究当前国际分工构成以及未来分工发展等根本性贸易问题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文章利用CEPII 双边贸易流量数据库,测算产品的平均进口距离用于衡量 1995—2014 年间价值链生产在全球性特征上的变化,并与 Eaton 和 Kortum（2002）框架下构造的理想“全球价值链”进行比较,分析评估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潜力。研究显示,1995—2014 年间“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极为有限,平均进口距离只增长了约 300 千米,距离理想的“全球价值链”下的进口距离差距很大,特别是中间品贸易的进口距离较短,说明价值链分工仍主要体现为区域性特征。在价值链呈区域性特征的背景下,各国更倾向于达成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以支持区域性的价值链生产,即一国价值链的区域性越强,则该 国签订的贸易协定区域性倾向就越强。该效应体现为一国中间品进口距离增加 100 千米,则该国与其贸易协定伙伴国的平均距离就增加约 389 千米。文章揭示了当前价值链分工的区域性特征,部分解释了近年来多边贸易协定推进困难的原因。

对于参与国际循环而言,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意义何在？依托大国市场优势构建国内供应链,将对中国企业进口议价能力产生何种影响？文章通过综合利用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库、Wind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发现：（1）“入世”以来,中国制造类上市公司的国内供应链构建水平及其进口议价能力均呈现出先抑后扬的发展态势。（2）国内供应链的构建有效增强了企业进口议价能力,该影响在高技术密集型部门、民营企业、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企业及全球价值链下游企业中的表现尤为显著。（3）进口替代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企业成长效应是国内供应链促进企业进口议价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4）相对于省内供应链,突破本地市场边界的区域内供应链、跨区域供应链、全国供应链的构建,对于企业进口议价能力提升的作用更加明显。文章研究表明,以国内供应链构建进一步增强企业进口议价能力,应加快内资企业成长,培育国内供应链“链主”；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提升国内生产配套能力；协调区域专业化分工,加快国内产业梯度转移。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考察了金融结构与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显著提高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克服了内生性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后，结论依旧稳健。随着一国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金融市场对其促进作用呈依次递增趋势，然而金融危机会弱化这种积极作用的发挥，一国需要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提升和研发创新激励的强化是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渠道。此外，引入国家契约环境指数，研究发现契约环境的改善不仅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还能强化金融市场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作为提升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新动能，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意义重大。本文在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直接传导效应和间接调节效应的基础上，基于 2011-2018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直接传导效应和间接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能显著促进本地区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但溢出效应呈现显著的虹吸现象；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以及 FDI 技术溢出，能显著促进本地区以及周边地区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

地方产业集群能否成为全球价值链网络中一个重要的功能节点，取决于其创新功能。集群创新强调的是从集群层面对企业创新活动植入的外在多重关系的治理，使得交易/交换更加的有效率，实现协同发展的规模报酬递增;企业创新则是强调以企业具体目标为导向的经济活动。集群创新发展取决于创新活动发生的条件和过程，一是企业自身的知识基础及技术能力；二是获取外界知识资源的联结能力；三是对外联结或互动过程的便利性(包括方便性和低成本)，这取决于企业的组织模式和地方政府对创新活动运作环境的培植。这三者共同构筑了产业集群创新的“网络-资源-能力”的分析框架。最后本文利用该框架比较分析了苏州IT产业集群和宁波传统产业集群的创新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