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名人在资本市场上是否能通过其声誉机制起到提高公司业绩和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手工整理的 2006-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关联的数据，研究娱乐明星关联对上市公司绩效和治理的影响，并探究上市公司建立该关联的动机。研究发现：（1）从短期来看，与明星建立关联的上市公司会有正的超额收益，且关联的明星名气越大、二者的关系延续时间越长，则其市场表现就越好。（2）从长期来看，关联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变好，且更可能进行财务重述和受到更多的行政处罚，这说明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公司其治理水平变差。（3）建立娱乐明星关联可能是通过吸引散户投资者、分析师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和媒体报道更多的正面新闻而抬升了股价。（4）“股份减持”和“择时关联”是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两大动机。一方面，在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后，大股东会进行更多的股份减持；另一方面，公司更倾向于在较差业绩的财务公告前和债券发行前宣布与明星建立关系 。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娱乐明星”视角推进了“名人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理解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各种关系背后的动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也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部门如何监管和治理资本市场中与娱乐明星有关的乱象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启示作用。

①长期以来，企业年金被视为国有企业的“富人俱乐部”，但一直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②以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股权性质对企业年金参保的影响。研究发现， ③依实际控制人划分，国有企业参保概率更高；依股权结构划分，有国有股的企业参保概率更高，国有股占比与参保概率正相关，国有股控股的企业参保概率更高。 ④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参保概率高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 ⑤国有股权性质削弱了职工人数与企业年金参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与企业年金参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⑥以上结论在控制了实际所得税率、劳动力密集程度、公司业绩、经营安全性等因素之后，依然成立。 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国有股权性质对企业年金参保的影响，丰富了企业年金的相关研究，对推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和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高管薪酬始终被认为是解决公司治理框架下第一类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之一，不过高管薪酬机制的有效性却始终受到怀疑。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管理层能够利用其掌握的权力对高管薪酬决定机制和调整机制施加影响，从而造成其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发生偏离的情况。高管团队与管理层权力密切相关，高管团队的变化既可能是管理层权力作用的直接结果，也会对管理层权力运用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本文发现，高管更迭的比例与董事长兼职数量显著负相关，高管团队规模和高更更迭的比例减弱了独立董事比例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高管更迭质量可以增强独立董事比例以及总经理兼职数量与高管薪酬之间的显著性程度。

高管股权激励是否会拉大与员工的薪酬差距问题饱受争议。本文采用高管股权激励公司业绩与次生激励非递归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了高管股票期权、公司业绩与次生激励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且具有长期性；业绩增长抑制了次生激励，而次生激励对公司业绩的反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明显，非国有控股公司则没有显著性；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的高管权力对次生激励具有显著性影响。此外，员工人数及资产规模对次生激励分别具有促进与抑制的效应。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数据，量化了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粘性程度，即高管薪酬随着业绩上升的上升幅度大于高管薪酬随着业绩下降的下降幅度的程度，并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越大，高管的冒险精神越大，从而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高管薪酬机制的内在特点是影响高管行为的直接原因。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粘性程度与过度投资的显著正相关系在中央政府控股公司中并不明显，而在地方政府控股公司和民营企业中较为明显，说明了2004年以来国资委的央企负责人的薪酬规定以及有关投资规模的规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本文首次将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进行量化，并检验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从高管薪酬机制本身的特点分析了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直接原因，以期为高管薪酬机制的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高管股权激励是否会拉大与员工薪酬的差距问题饱受争议。本文采用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与次生激励非递归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了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公司业绩及次生激励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且具有长期性；业绩增长抑制了次生激励，而次生激励对公司业绩的反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明显，非国有控股样本则没有显著性；非国有控股样本的高管权力对次生激励具有显著性影响。此外，员工人数及资产规模对次生激励分别具有促进与抑制的效应。通过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比较分析，我们还发现虽然高管股权激励有抑制次生激励的倾向，但在其实施之后这种抑制会逐渐减弱而使之趋近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机构投资者的快速崛起正改变我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本文选取2004-2007年有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公司为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全部样本的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业绩正相关，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有效监督者角色。分组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持股较高时机构投资者能改善公司业绩，符合有效监督假说；持股较低时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符合利益冲突假说和战略结盟假说。研究结果意味着，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取决于其持股情况：持股高时机构投资者扮演有效监督者角色，持股低时充当利益攫取者角色。

上市公司过度融资现象普遍存在，这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有效资源配置，也降低了公司长期业绩。本文通过改进理论模型，以2002-2007年187个再融资样本的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适度融资和过度融资公司的业绩变化，利用最小二乘回归以及广义最小二乘回归等方法探究上市公司过度股权再融资对公司长期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融资的情况，并且在股权分置改革下，非流通股比例与过度融资程度呈正比，而过度融资公司的业绩显著低于适度融资公司的业绩。过度融资程度越大，公司长期业绩下滑越快。加强对股东的监督和对募集资金的监管能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防止过度融资，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本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投资风格类别与上市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 以我国2006-2008 年之间存续的基金数据为研究基础， 本文发现不同投资风格类别的机构投资者所持股的上市 公司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被投资风格保持不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 的上市公司业绩更好。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不仅验证了机构投资者已经发挥了积极的治理 作用，同时还为深入理解机构投资者内部组成的差异提供了经验证据，这对理论界、投资者 和政府监管部门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用单指标（ROA 和Tobin q）和综合指标（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将11 个财务指标合成而得）两种比较方法，对2007 年以前完成A+H 双重上市的45 家非金融类公司在A 股上市后的业绩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单指标和综合指标的纵向比较 发现，整体而言，双重上市后公司业绩并未得到提高。在为每一家双重上市公司按一定规则 选取了单纯A 股上市公司作为对照样本后，本文继续采取单指标和综合指标进行横向比较。 结果表明，双重上市第一年的ROA 明显低于对照组，但综合业绩情况好于对照组；而从Tobin q 来看，双重上市公司明显不如对照组。本文认为，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双重上市的 积极效应难以发挥，这导致双重上市难以提高公司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