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为维护金融稳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鼓励长期机构投资者增加持股比例。如何认识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其机制呢？基于此，本文以2012-2018年所有的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披露的每半年度股票资产组合为研究对象，考察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特征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具有较低的业绩敏感性、较低的股价同步性且与未来盈余正相关。（2）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的下跌阶段，投资者持股期限与股票价格下跌成反比，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换手率越小），越能缓解股票价格的下跌。这说明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能够显著地稳定金融市场。而在反弹阶段，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与股票价格反弹成正比，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换手率越小），越能促使股票价格的反弹，进而促进公司价值回归。（3）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稳定金融的机制在于有效地缓解了市场抛售压力。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能够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基金经理，有助于机构投资者采取长期持股行为，这对促进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理论上是否需要由政府来制定产业政策仍存在极大争议。本文基于 2008 年 开始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具体的产业政策，研究产业政策实施中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研究发现，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其专利申请数量会显著增加，专利申请质量也会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司，其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申请质量却提升较少。这表明产业政策既可能会激励公司创新，也可能导致公司仅仅为表面迎合政策要求，而无意于真正从事创新。机制分析结果还发现，产业政策的减税优惠和政府补助会促进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创新，但对于伪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和政府补助的创新激励作用却显著减弱。最后，本文还利用事件研究法发现，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宣告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公司价值会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司其价值却并未增加。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协调了“产业政策之争”交战双方所持的不同理论观点，也为政府如何实施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对企业提高生产率、优化劳动力结构方面有重要影响。本文收集了 2007-2018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年报和专利文本信息，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构建了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指标，究了人工智能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技能的匹配过程。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生产率。为了发挥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企业会提高劳动力总数，增加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减少常规低技能劳动力数量。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拥有技术型董事会的企业、高技术行业、高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地区以及拥有较大政府支持力度的地区中更显著。最后，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本文加深了微观企业层面对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和认知，并在企业和政策层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给出了建议。

本文以2003-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异地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异地风投在企业异地并购中的咨询功能。研究发现，当主并公司拥有来自目标公司所在地的异地风投股东时，企业异地并购绩效更好，且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明显；当异地风投为国有背景、经验更为丰富、持股比例较低、独立风投时，咨询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优势机制与社会网络机制是异地风投发挥咨询功能的重要潜在机制。同时，异地风投的咨询作用还会影响主并公司的并购决策，表现在具有异地风投背景的企业进行异地并购的可能性更低、聘请财务顾问与律师顾问的可能性更高、进行重大交易事件的可能性更高、使用股票支付的可能性越高，说明风险投资在发挥咨询作用时会更加谨慎，更倾向于参与对企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并购活动，有利于降低并购过程中目标公司与主并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目标公司对主并公司价值的认可程度。本文揭示了异地风投利用其信息优势和社会网络资源帮助主并公司突破异地并购障碍的咨询功能，首次为风险投资的咨询功能提供了直接的实证证据支持，同时说明了异地风投在我国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的情形下能够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

本文利用2015-2021年的公司层面数据，将链上数据与公司基本面以及资产估值联系在一起。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大样本的研究。我们发现，季度同比的区块链数据增长（BDG）包含了公司价值信息，能够预测公司资产增长、销售增长、ROA、标准化意外盈利（SUE）以及专利创新产出。BDG也可以预测股价回报，尤其是在未来盈余公告发布的时间段。基于此构建的BDG多空组合能产生年化10.56%的回报。BDG的预测能力是稳健的，在考虑了行业、地区以及其他短期预测因子之后；BDG的预测能力在国际样本中同样能展现出来。本文进一步讨论了背后的经济机制（例如，持续信息披露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减少）。异质性分析显示，信息不对称更高、披露质量更低、行业竞争更强、公众信任更低的公司，能从区块链以及链上数据增长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主要体现在公司运作和融资方面。

公司价值和风险的研究是公司财务的重要内容，我们将CEO性别因素引入到公司价值和风险的研究中，利用事件研究，构建CEO性别和公司价值、公司风险的关联模型，研究结论表明：CEO上任事件会影响公司的价值，而女性CEO的上任对公司价值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女性CEO上任会降低公司风险，高风险公司更愿意任用女性CEO。

本文以集团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子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财务危机子公司的特性 和集团资金挹注的关联性。过去学者研究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大部分 以集团子公司和独立公司的比较进行探讨，对于内部资本市场的分配是否效率各 自有支持的学者和假说；而这些探讨效率性的文献多半以公司价值和公司财务绩 效的观点检验内部资本流向。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集团子公司，藉由这些财务 出状况需要资金增援的公司，试图发现除了效率观点之外，是否有其他因素决定 集团内部资本的流向。实证结果显示：(1)子公司的公司价值和获得资金的机会 是正向关系。(2) 子公司在产业的重要性是决定子公司能获得资金的重要因素。 (3) 子公司对集团的重要性是决定子公司能获得资金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2003-2008年中国A股市场非金融类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不同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及起作用的路径。研究发现：一方面，控股股东的国家所有权性质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其对外部融资的敏感性随控股股东的政治干预能力的增强而降低，这一优势在货币政策环境变化时更为明显，并随着政府干预能力的增强作用增大。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代理链条过长和所有者缺位加剧了企业的代理冲突，显著损害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地方政府控制企业的代理问题最为严重。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地降低了所有权性质的代理成本，但作用有限。因此，国家所有权性质虽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但其过高的代理成本对于公司价值的损害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本文分析1999-2008年沪深上市公司年样本数据，发现现金流波动率与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而盈利波动率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分解盈利波动率，结果表明投资者能够辨识盈利中各组成部分的信息内涵，对于现金流波动和盈余操纵程度较低的公司给予更高的估值。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现金流波动率主要通过提高投资者的权益资本成本来影响公司价值，其中由市场环境导致的系统性现金流波动率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上市公司管理层应当通过风险管理手段降低现金流波动率，从而提高公司价值。

假设公司价值和公司股票价格可以观测且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只有股票可以交易，公司还发行不可赎回、不可回售、不可违约的零息可转换债券，债券持有者有权利（但没有义务）在债券生命期内按一定比例将债券转换为股票。本文显式地给出了债券持有者的最优转换策略、以及可转换债券的效用无差别购买价格，给出了数值算例和对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