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在创新策略上面临着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技术并购的抉择问题。并 购方企业的自主研发受到知识瓶颈及技术资源限制，技术并购作为外部技术的获 取手段具有技术更迭风险低而成本高的特点。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并购数据 实证研究显示:公司通过技术并购或自主研发均能提升公司的创新绩效。并购方 的创新效率有利于并购的绩效提升。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并购方在加大自身创 新效率的调节机制下，产生创新的虹吸作用，分别在短期内抵减自主研发、长期 内降低技术并购对并购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在考虑并购双方技术重叠条件下， 技术重叠虽然短期内产生技术协同效应，激励并购方自主研发创新绩效;但是技 术重叠长期情况下的知识同质性降低创新绩效;在技术重叠调节作用下，创新效 率的交互作用抵减自主研发的创新效应。因此企业在通过技术并购谋求创新突破 时，更应关注自身的创新效率和双方的技术差异度。

公司在创新策略上面临着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技术并购的抉择问题。并购方企业的自主研发受到知识瓶颈及技术资源限制，技术并购作为外部技术的获取手段具有技术更迭风险低而成本高的特点。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并购数据实证研究显示：公司通过技术并购或自主研发均能提升公司的创新绩效。并购方的创新效率有利于并购的绩效提升。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并购方在加大自身创新效率的调节机制下，产生创新的虹吸作用，分别在短期内抵减自主研发、长期内降低技术并购对并购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在考虑并购双方技术重叠条件下，技术重叠虽然短期内产生技术协同效应，激励并购方自主研发创新绩效；但是技术重叠长期情况下的知识同质性降低创新绩效；在技术重叠调节作用下，创新效率的交互作用抵减自主研发的创新效应。因此企业在通过技术并购谋求创新突破时，更应关注自身的创新效率和双方的技术差异度。

摘要：利用我国A股市场2006年发生并购活动的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探讨了并购长期绩效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联性。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与并购长期绩效呈倒U型关系；高管持股并没有缓解代理问题，对并购长期绩效呈负面的影响；股权集中度与并购长期绩效显著负相关。而独立董事比例对并购后第一年和第三年并购长期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第二年（2008）与并购绩效显著正相关。总的来说，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了公司治理水平高的公司并购绩效要更好。

本文结合国有企业改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期背景，对国有 上市公司并购的产业路径及绩效进行理论分析，并以我国沪深股市 2003年-2007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收购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在相关并购路径下，相比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发生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并购提高国有上市公司绩效的同时，也提升 了产业集中度；在非相关并购路径下，产业创新型并购比非产业创新 型并购具有更高的产业效应,并且并购绩效显著优于非产业创新型并 购。这些发现凸现了国企并购的市场结构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也揭 示了国企进退的效率路径。其政策含义在于，国有企业应遵循经济结 构演进优化的产业路径有进有退，坚持市场化导向和产业创新导向。

目前，学术界对公司高管发动并购事件的动因及并购毁损股东价值的解释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本文基于主并公司管理者的两个不同视角——理性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行为视角及非理性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对公司并购动因展开深入探讨，试图重新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动因的影响，并甄别两个理论在解释并购动因问题上的相对解释作用。并且，本文不仅关注了公司管理者的并购决策，还进一步研究了连续并购这一我国公司并购的普遍现象。出于上述研究目的，本文以2000－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离散型因变量的面板数据Logit回归和负二项回归方法，得到了一些重要结论。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并不能解释主并公司管理者并购与否的决策，也不能解释连续并购为何频繁发生的现象；当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代理成本在解释并购动因问题中的相对解释力进行研究时，本文发现支持代理理论的证据充分，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测度对管理者的并购决策或公司并购频率和次序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的解释作用，从而确立了代理理论在管理者视角并购理论中的主导地位。除此以外，本文还发现在管理者机会主义的自利动机一定的情况下，管理者的经验对公司并购动因的作用是积极的，即能够降低管理者发起公司并购的可能性。

本文在代理成本理论的基础上，着眼于我国高管薪酬管制及公司并购的特殊制度背景，以1999－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公司高管发动的并购行为与谋取个人私有收益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已经成为高管谋取私有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发动并购行动高管获得了更高的薪酬与在职消费，而高管发动并购事件谋求在职消费的私有收益动机最为明显。本文还发现，目前我国的制度环境下管理者持股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管理者持股能够缓解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发动低效率并购的行为。

本文以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等统计方法，建立综合得分模型，比较上市公司并购前后绩效变动情况。得出不同并购类型绩效差异性的基本结论：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并没有给企业的业绩带来明显的提升。在分析了实证结论之后，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在上市公司并购中的积极作用，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防止为了追求暂时的政治利益而牺牲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上市公司不应当追求扩张而进入陌生领域。

本文以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开展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效应对公司并购动机和并购绩效的影响。在对整体样本的并购绩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横向、纵向、混合三种不同类型并购的绩效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对产业创新型并购和非产业创新型并购的产业效应差别进行了分析。从整体来看，产业效应对公司并购的影响可以忽略。同时产业效应对公司并购绩效确实有影响。产业效应对不同类型并购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对混合并购具有积极的、显著的影响，而对横向并购的影响最小。从产业效应的视角来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进行分析，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对上市公司的收购是中国股市近些年出现的新现象，文章以1998年深沪两市发生的全部67家公司的并购为样本，以公司净资产收益率(NROA)和主业利润率(CROA)为指标，将所有样本根据并购原因划分为六类，以并购前2年和并购后3年的数据为基础，系统分析了并购的效应与得失。在此基础上，还讨论了国企与民营作为收购方的并购效应和并购的有偿转让与无偿划拨方式的不同结果。文章的结论为：业绩较差的公司较愿出让控股权；多数并购是战略性的，获上市地位是主要的并购动力；并购后主业得到明显加强；市场化的战略性并购效果较好，有偿并购的效果较好

西方经典企业并购理论可主要归结为使总价值增加的效率理论、自大理论、代理问题和再分配理论。为检验这些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本文分别采用会计研究法和事件研究法，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年发生的85起控制权转让案和2002年55起重大资产重组案的并购绩效进行了全面分析，兼顾了并购绩效产生所需的时间因素和实证研究的实效性，从而揭示中国企业并购之动机及其绩效。研究表明，并购重组给目标企业带来了收益，其CAR为24.502%，超过20%的国际水平；而收购企业收益不大且缺乏持续性。同时本文结合个案分析补充大样本研究的不足，得出并购理论在中国具有一定适用性。最后，本文从并购动机、并购方式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并购失败率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