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对导致公司过度投资的管理者代理与过度自信行为都是分开研究。本文在“现金流-成长 机会”框架下，通过直接度量管理者代理行为及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对导致公司过度投资的理性与非理 性两类范式进行了区分检验，并进一步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对管理者代理及过度自信引致过度投资的效果。 结果表明，我国企业过度投资问题，部分是由管理者滥用企业资源的行为所致，部分是由管理者过度自信 行为所致。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有效抑制两类行为导致的过度投资，且产品市场竞争通过抑制管理者代理行 为导致的过度投资的间接效应更显著。本研究为过度投资的管理者两类行为解释范式提供了新的证据；这 为今后公司投资效率提高、公司治理机制完善提供了新的参考。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大制度创新，陆港通交易制度在微观层面的政策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内地资本市场引入境外投资者过程中，既可能因优化公司治理机制而抑制非金融企业的“脱实向虚”趋势，亦可能因加剧管理层对短期利益的跟风追逐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本文以陆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错层外生情景的双重差分模型，探讨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资本市场开放能够通过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效应和加强外部威慑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2）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股权制衡度较低、未交叉上市的公司，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深化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抑制效应的认知，为资本市场交易制度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增量证据。

通过构建企业生命周期新的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进程的动态层面考察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发展不断减弱。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也发生变化，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在成长阶段能够有效减弱公司过度投资，而独立董事在成熟阶段及大股东在衰退阶段均显著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成长阶段中的公司监事会能够对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起到显著的监督作用，而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则显著加剧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成长阶段中管理层持股、成熟阶段中独立董事与外部机构持股以及衰退阶段中大股东均显著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理作用。

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已有研究主要检验了公允价值的估值有用性，鲜有文献考察公允价值的契约有用性。本文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为例，结合2007-2009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业绩下滑、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激励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计量诱发了管理层的私利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公司高管通过择机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达到避免业绩下滑的目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收益与业绩下滑程度显著正相关；同时，高管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收益中获得了薪酬激励，尤其在业绩下滑的公司，高管薪酬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收益的敏感系数显著大于对其他盈余的敏感系数。研究结果从契约有用性视角揭示了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有助于强化对上市公司机会主义会计行为的监管，改善薪酬契约这一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

本文以2003-2008年中国A股市场非金融类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不同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及起作用的路径。研究发现：一方面，控股股东的国家所有权性质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其对外部融资的敏感性随控股股东的政治干预能力的增强而降低，这一优势在货币政策环境变化时更为明显，并随着政府干预能力的增强作用增大。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代理链条过长和所有者缺位加剧了企业的代理冲突，显著损害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地方政府控制企业的代理问题最为严重。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地降低了所有权性质的代理成本，但作用有限。因此，国家所有权性质虽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但其过高的代理成本对于公司价值的损害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的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基于稳健性的契约性解释，Watts（2003）认为会计稳健性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然而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我们认为会计稳健性的契约性解释在中国并不适用。本文从最终控制人角度，利用中国A股市场2004至2009年的7146个公司—年数据对最终控制人特征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上市公司中会计稳健性存在的根本动因。经验证据发现，会计稳健性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伴随着控制权私利的存在而存在，并且最终控制人为了掩盖其“掏空”行为会利用稳健的会计信息来隐藏其所获得的控制权私利。研究结果表明，在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并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而存在。

投资的羊群行为损害了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是，中国上市公司投资决策是否存在羊群行为，以及公司治理是否有助于缓解投资羊群行为，本文选取1999-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投资决策存在明显的羊群特征，而投资的羊群行为明显恶化了行业的绩效。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机制与投资羊群行为显著相关，具体的，控股股东持股份额的增加加剧了投资的羊群行为倾向，董事会中薪酬委员会的设立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投资的羊群行为倾向。

已有对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文献研究大都从静态层面进行，本研究通过 构建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进程的动态层面考察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关系 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 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着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由成长、 成熟到衰退的发展而不断减弱，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也发生变化，其中不 同机制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对管理者行为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动态考察，有助于提升对 管理者行为的深入认识，促进公司治理机制的动态调整与变革，进而提高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终极控制权理论，在非线性框架下研究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公司治理与掏空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水平与掏空行为有显著正向关系，且当控制人为政府时尤为明显，而现金流权无法抑制掏空行为；管理层薪酬的增加及政府干预的减少可以有效抑制掏空，而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对掏空行为没有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考虑不同水平下控制权和现金流的影响，发现在绝对控制权水平下，控制权的掏空效应尤为明显；高现金流权可以有效抑制掏空，而低现金流权不具有抑制效应。本文的研究加深了对控股股东持股、掏空与公司治理的认识，对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保护投资者利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度不仅应该体现在提高公司业绩水平上，更应该体现在稳定公司业绩风 险的作用上。本文选取2004-2008 年深交所上市的374 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分析 为切入点，分析CEO 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CEO 权力强度越大，公司的经营业绩越高但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也越大，表明赋予CEO 更多的决策权力是一把 “双刃剑”；（2）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有效降 低CEO 权力强度所加大的经营风险；（3）通过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CEO 的权力强度 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CEO 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而且信息披露质 量对于CEO 权力强度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表现地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