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报告重述行为的发生是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反映。以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引发财务重述的治理诱因以及投资者关系管理调节效应的发挥。研究结果证实，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自主性治理创新机制可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抑制财务重述的发生，对既定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治理效率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研究贡献在于突破了以往仅从公司价值视角考察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价值效应，以财务重述为研究出发点考察了代理人具体行为的驱动因素，深化了投资者关系管理价值效应的研究积累，同时拓展了财务重述的研究局限，投资者关系管理调节效应的衡量使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的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有助于全面了解财务重述发生的治理诱因及传导机制。在我国现阶段法律保护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应该鼓励上市公司积极主动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公司治理创新活动，提高上市公司治理质量，保护投资者权利。

基于912家企业的数据，本文探讨了中国改制企业与私营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存在差异的原因。文章首先考察了中国非上市企业的治理结构的决定因素，并发现：1）一些重要的参与方，诸如政府、行业协会以及工会对于特定的治理结构有着显著的影响；2）能力强的大股东和总经理更有可能设立董事会并加强对于股东的信息通报，从而在经理与股东之间建立起清晰的信息渠道；3）经理、管理层和职员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带来公司在财务透明以及信息披露方面表现的改善；4）国内股票市场（上市企业）以及外国产品市场（出口企业）对于内部治理结构有着显著的约束，但国内产品市场并未显示出类似的作用。将这些结果与改制企业的特征相联系，文章得出结论：改制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差异主要源自于改制企业与政府更为紧密的联系，企业股东、经理人与管理层更强的能力，以及工会更为积极的作用。 文章进一步考察了这些治理结构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文章发现：1）整体上，中国非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企业的利润率与销售额没有显著的影响，即治理结构尚不能起到保护股东利益的作用；2）好的治理结构能带来员工福利的改善，包括小时工资的提高以及每月工作小时数的降低。文章得出结论：与私营企业的相比，1）改制企业在定期向股东通报方面做得更好，这是改制企业利润率较高的一个原因；2）改制企业在建立董事会以及财务透明方面上更好的表现带来了它们员工更好的福利。

以香港上市的202家中资公司(H股和红筹股)和配对的202家内地上市A股公司为样本， 本文从高管薪酬-企业业绩敏感度的角度来研究香港上市是否能够改善我国公司的治理体系。 研究发现，A 股公司高管的现金收入对业绩的敏感度高于香港上市公司，而后者高管的持股 比例对业绩的敏感度要高于前者。 并且，大股东的存在会加大两地上市公司的差异。这意味 着赴港上市能将高管激励从传统的以短期现金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以长期股权激励为导向的 体制，而且大股东在这种转换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从实证角度，详细描述了截至2007年12月31日51家AH股上市公司自上市以来的价差变化趋势，并从公司、市场、利率、投资者、重大政策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了AH股价差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同一上市公司的A股对H股普遍存在溢价现象，并且AH股价差在考察区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流动性假说和信息不对称假说对AH股价差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两地的市场波动及利率变化对AH股价差具有显著的影响，而投资者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对AH股价差的作用不显著；在控制了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之后，股权分置改革、QDII和港股直通车政策本身对AH股价差并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两地股票市场分割以及内地资本流动的限制是造成AH股价差的根源。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合理安排公司治理结构以达到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这是一个值得不断探讨的问题。本文在梳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问题、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问题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提出了展望，以期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高管激励问题也引起社会越来越普遍的关注。本报告在对完善的商业银行高管激励机制进行探究的基础上，通过结合目前我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高管激励的现状，对我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高管激励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本文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现金股利变化与盈余变化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现金股利变化对盈余变化持续性的影响也有类似成熟资本市场所呈现的预测作用，但作用较弱；而且这种预测作用的强弱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现金股利变化对于盈余变化持续性的预测作用表现直接，并非通过股利变化的市场反应表现出来。该结论为市场参与者客观准确地判断上市公司业绩及其投资价值提供了良好的参考。

目前有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部环境的分析，忽略了企业本身在融资活动中的作用。本文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具有显著的融资效应，良好的治理能促进融资功能的提升，并在分析中小企业家族式治理模式与其融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中小企业最主要的任务是应把加强内部治理结构的改善与融资战略选择相互结合，形成二者良性互动。

本文区分公司最终所有权的基础上，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民营公司治理结构与国有公司相比有什么异同？两类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绩效影响有什么异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后我们发现： 第一，对两类样本公司比较分析发现：从绩效变量看，民营公司有更强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其核心竞争力优于国有公司，两者ROE并无显著差别；从股权结构看，国有公司有更高的股权集中度和更低的流通股比例；从治理结构看，民营公司董事会规模却显著小于国家控股公司，表明民营公司有着更高的治理效率和经营能力。两类公司同样面临业绩逐年下滑的问题。第二，随着证监会的监管措施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正逐步健全，如独立董事制的引进，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强化建设，形式上与现代股份公司相接轨。尽管如此，回归分析表明，治理结构的各个代理变量对两类公司绩效的影响较弱。具体而言，只有经理人年薪对两类公司绩效起到了显著的正面作用；董事会、监事会规模，两职设置情况与公司绩效无明显关系；董事长、总经理持股比例与民营公司绩效不显著相关，与国有公司绩效呈负相关；独立董事引进不但没有如预料那样提高公司绩效，反而在两类公司中都有显著的负面作用。第三，股权结构对两类公司的影响是不一致的。民营公司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不显著的U形关系，前五大公司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有显著正面的影响，可能意味着机构股东在民营公司中能起到促进绩效的作用；国有公司业绩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倒U形关系，而前五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不再显著。区分了所有权后，国家股，法人股比例对公司的绩效无明显影响。第四，负债对公司绩效是不利的，这与国外高财务杠杆能带来更好的绩效不一致，我们认为这与我国公司的负债约束仍然不硬有关。公司规模与CROA相关性不强，说明规模与核心竞争力之间无必然联系。 据此，我们提出了实现股票全流通，加强法律监管及培育经理人市场，加强银行对公司治理作用等建议强化公司治理结构，最终提高公司绩效与竞争力。

本文建立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两类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经理控制和大股东控制以及“一股独大”的股东结构，运用博弈论方法探讨了股权二元结构对公司投资决策、配股政策与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提出了配股与分配现金红利的“再分配效应”――配股与分配现金红利导致价值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转移，配股的“股权成本效应”――在非流通股股东不认购的情况下配股能降低公司的平均股权成本，以及“配股陷阱”――流通股股东明知配股有损于流通股价值，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仍然认购配股。这些概念揭示了股权二元结构与现行配股制度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我国股票市场与上市公司的重要现象，其中包括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巨大价格差异以及有关配股、分红的诸多现象。本文提出的配股-分红策略套利策略可以间接实现非流通股上市交易的目的。此外，针对配股的再分配效应和配股陷阱提出了改进配股监管的建议，并提供了从股票市场的角度评估上市公司业绩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