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特殊的二元股权结构，在公司特征变量（公司规模、投资机会、盈利能力）的基础 之上，加入描述资本结构和股本结构两个变量，同时在控制变量中加入描述特质风险的变量，通过 Logistic 回归发现，六个变量均对中国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影响，且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好的上市 公司越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而投资机会越多、资产负债率越高、流通股比率越大、特质风险越大 的上市公司越不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将考虑特质风险的股利支付倾向变动和投资者偏好进行线性 回归，结果表明，当特质风险被控制后，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迎合投资者偏好。

证券分析师作为证券市场的信息中介,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本文研究样本选取2006-2008年上市公司和证券分析师相关数据，分析牛 熊市场转换中的分析师的跟进行为。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对股票的跟进行为与 上市公司特征关系密切。对于上市公司财务特征，分析师们关注成长能力和盈利 能力，不关注偿债能力和收入质量。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越好，分析师跟进人数越 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好，则分析师跟进人数越多。对于上市公司的其他特 征，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越大、基金持股比例越高、上市时间越短、公司不确定性低 （停牌次数少），则分析师跟进人数越多。并且由于市场由牛转熊的变化导致分 析师对公司财务特征关注程度发生了变化。

Wurgler（JFE 2000）发现在资本配置越有效的金融市场中，公司层面的信息含量越丰富。然而，Morck 等（JFE 2000）发现在新兴资本市场中公司层面信息的含量很低。在40个样本国家中，中国股市面临的该问题的严重程度列居世界第二。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在控制了相关的公司特征和同时控制了公司固定效应及时间固定效应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地与公司股价中公司层面信息的含量负相关。另外，我们还发现国有股权的出现也会降低公司层面信息的含量。此外，2007年实施的新会计准则明显降低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本文中的发现说明盈余管理是解释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市场中，公司层面信息含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透明度可以增强投资者保护，使资本在证券市场上得到有效的配置与利用，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

本文在控制模型的联合内生性和不可观察公司特征效应的同时，利用Panel data模型对我国金融发展、金融结构和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了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i=信息披露质量对于代理成本得影响，在初步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我们控制了影响代理成本的公司治理变量和公司特征后，发现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可以显著的降低成本。在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中，我们考虑了回归分析中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发现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对于降低代理成本的效果更佳显著。可见，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质量，对于缓解代理成本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的研究为信息披露质量与代理成本只讲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

论文以中国深沪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04-2008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分析讨论了中小企业板的实际市场定位和创业板的推出方式选择问题。经验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与主板上市公司相比，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具有规模小、固定资产比例低而流动资产比例高、总负债水平低而流动负债比例高、高成长性、高盈利能力的特点，基本符合中小（科技型）企业的公司特征，中小企业板符合其最初的“准创业板”目标市场定位。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讨论了创业板的“渐进式”推出方式，并对这种方式的可行性作了深入分析。

本文在内部人交易的框架下研究上市公司股东的减持行为。利用2007年底以前的减持公告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减持公告市场效应不显著，这说明总体而言市场将减持视为长期压抑的流通愿望的释放。通过对样本进行细化分析，我们发现，公司（或股东）的第一次减持与后续减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市场对后续减持的负面反应更为强烈。同时，控股股东的减持也向市场传递了更强烈的负面信息。基于公司特征的分析表明，规模较大、低B/M比率或高P/E比率的公司减持负效应更为显著。而基于交易特征的分析则显示交易量较小的减持公告造成的负面效应越大。我们的研究表明市场基于公司层次和交易层次的信息对减持交易的动机进行判断，并以此为基础做出反应。

本文选择了深交所上市的233家股票为样本，发现复权后股票价格达到最大值前一年末的户均持股、大户持股率与市场调节后的年均涨幅显著正相关。除户均持股数最低的那一组外，用复权后股票价格达到最大值前一年的户均持股数或大户持股率对全部深市样本进行分组后，较高组别具有显著高的市场调节后的年均涨幅。复权后股票价格达到最大值前一年末户均持股数大于75%分位点的样本组，在此后的三年间，其户均持股数、大户持股率显著地逐年下降。这些发现说明，庄股具有显著高的年均上涨率，从而为有庄则牛提供了经验证据。这一发现同时表明，加强对证券市场投机行为的监督，是我们强化监管、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基本政策路径。

中国股票市场的庄家操纵行为，可能是我们理解许多中国特有现象的线索，但关于坐庄手段及其经济后果等方面的研究鲜见于文献，度量庄的困难性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选取了44只被中国证监会等部门以证券操纵为由处罚的股票及30只可推断为因庄家资金链断裂而连续跌停的股票为庄股样本，我们的经验研究表明，两市庄股具有显著高的户均持股数、流通股比率和显著低的流通股数量，沪市庄股具有显著高的股权集中度与换手率，深市庄股的具有显著高的大户持股比率，这些使庄股显著区别于非庄股的变量，可以作为庄的代理变量。我们对深市公司庄的特征变量与股票价格涨幅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表明，深市股票价格达到最高价前一年末户均持股数与大户持股比率高的样本组，具有显著高的累计价格涨幅、年均价格涨幅、市场调节后的年均价格涨幅，并且在此后户均持股数、大户持股比率均显著地下降。

本文在分析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管理者与外部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基础上，使用1998－2001年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公司所有权安排对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在控制行业和公司特征等因素后发现：(1) 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产生显著影响，但大股东类型不同，影响也不同；(2) 在股权比较分散、前几大股东相互制衡的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对资本结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负债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从而本文得出结论认为，除行业和公司特征因素外，所有权安排也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一个显著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