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目前绝大多数是从公司自身角度来评价这些治理机制的作用和影响，而缺乏从投资者、从资本市场角度的考察和研究，缺乏对公司治理溢价的探索和分析，使我们形成对公司治理价值的较为全面认识。本文投资者支持治理溢价意愿的调查研究、公司治理要素的治理溢价研究、公司治理总体溢价问题的研究三个方面对治理溢价这一前沿课题的已有研究进行了评述。在此基础上，论文对治理溢价问题的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和途径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以期为今后公司治理溢价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和可供借鉴的思路。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合理安排公司治理结构以达到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这是一个值得不断探讨的问题。本文在梳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问题、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问题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提出了展望，以期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发展。

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2004-2006年发生的第一大股东股权转让事件为研究对象，以股权分置改革（股改）为背景，研究这些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状况。控制权转移公司和未转移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不存在显著差异，控制权转移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不稳定；股权分置改革促进了自愿性信息披露，契约理论对自愿性信息披露有较好的解释，制度设计是提高公司透明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总体上不高，需要加强投资者保护

与以往纯粹基于代理理论，从内生性视角研究 CEO 薪酬与公司业绩关系不同，本文综合考虑代理理论、乘员理论以及制度理论，从 CEO 薪酬的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角度，系统分析我国公司治理绩效状况。我们采用 2004-2006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样本面板数据，通过对不同对照组进行混合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在警醒的董事会监控下，我国上市公司 CEO 薪酬激励与公司业绩有显著正相关性，并产生了激励后效，即激励后的 CEO 会进一步显著改善公司业绩，但是激励后效与董事会特征没有显著关系，而主要与 CEO 自身特征相关。文章进一步采用固定效应对全样本分析后依然支持该结论；同时，CEO 薪酬变动影响分析认为目前我国 CEO 薪酬激励正处于上升通道，这对我国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及 CEO 薪酬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可以较好地解决融资问题，但无法有效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我国转轨经济环境下，企业倾向与政府建立各种关系，这为企业规避社会责任提供了庇护，从而引起政府管制的失效。因此，我国企业可能是普遍缺乏社会责任的。而媒体可以发挥一定的治理作用，纠正传统公司治理的缺陷，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政府管制失效，可以较好地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通过三鹿集团添加三氯氰胺的案例，进一步阐述了有关理论。

Fama和French（1993，1996）的因素模型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更好地描述了股票收益率横截面数据的变动，我们采用深市最新的股票数据（1996.01－2003.12）对Fama和French（1993，1996）的三因素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上进行了检验。在国内我们首次论证检验了三因素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是成立的，而且我们对三因素模型回归系数的稳定性和模型的预测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检验了我国证券市场上是否有“新年效应”现象，得到我国证券市场的低账面市场比公司（除小规模公司）具有“一月效应”，m/M组合具有“二月效应”。我们的研究结果为投资组合选择、预测、决策及其业绩评价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具有理论和实际应用参考价值。

本文以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样本，运用计量模型对1994-2005年间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结构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共同决定中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同时发现竞争程度和基础业务能力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有影响，预算约束和金融创新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中国商业银行提高效率的途径是注重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改革，加速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加大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力度，适当扩大中国商业银行尤其是股份制银行的规模，保持银行业适度集中度，并注重健全金融法律制度、重塑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加强全面风险管理，这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商业银行效率。

本文发现在解禁前120天至解禁后20天，股改限售股平均存在-13%的累积异常收益，并且价格下跌主要发生在解禁日前40天左右。实证结果支持我们提出的信息发现假说。假说认为股改限售协议是缓解道德风险问题的一种机制，在禁售期内，流通股股东如果发现公司价值低于预期或者非流通股股东的不当行为，他们会选择在解禁前出售股票以避免更大损失，从而导致股价在解禁前下跌。回归分析证明，透明度高的股票价格下跌较小，并且公司基本面的改善与解禁前后收益正相关。实证结果还发现，解禁股的异常收益反映了公司基本面的时序变化和个股差异，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

我国当前处于经济转型期，丰富的市场投资机会使得多数企业采取了扩张式的发展战略，但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外部融资体系不完善导致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而与此同时，集团化运作则是多数企业对扩张形式的具体选择。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集团化运作过程中融资约束问题的实证检验，本文发现：相对于没有进行集团化的上市公司，采取集团化战略的上市公司所受融资约束程度显著较低；而在上市公司集团化运作的动态过程中，融资约束程度逐年下降。这表明，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实施集团化运作能够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

信用风险缓释（CRM）工具能影响贷款的违约风险暴露和违约损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贷款的损失预期，进而影响到贷款的定价策略和最终价格形成。本文基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就CRM工具对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影响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理论与现实通常是背离的：（1）信用贷款与非信用贷款的风险溢价不存在显著差异，且信用贷款的风险溢价通常还低于非信用贷款；（2）在担保、质押、抵押三种CRM工具中，只有抵押贷款和非抵押贷款间的风险溢价存在显著差异，CRM工具在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定价中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和反映；（3）在2004年以前，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与非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溢价存在显著差异，但在2004年以后，这种关系不复存在；（4）在2004年以后，城商行等的风险溢价较之以前显著提高了，但这更多地体现了其对县域（或区域）金融垄断性的提高和垄断租金的获得，并非意味着城商行等对CRM工具的风险敏感性有了实质性提高，或贷款的风险定价能力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