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数字化战略、数字化组织、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人才等六个一级指标和二十六个二级指标构建了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进一步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与其贷款银行的配对样本,考察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论如下：银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银行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银行数字化战略、数字化组织和数字化技术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产生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 “融资期限结构调整”机制和 “融资约束缓解”机制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高分析师关注、高研报关注，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低信息披露的企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好地改善其投融资期限错配。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进而提升了其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增长能力，同时缓解了企业的财务风险，但对企业经营风险的缓解作用不显著。银行金融科技对投资显。研究为银行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政策制定者、银行和企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本文基于有限注意力假说, 用分析师共同覆盖构建公司相关性, 检验了 A 股市场关联公司之间股票的动量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 以共同覆盖分析师数量作为权重构建的关联公司股票加权平均收益率, 能正向预测焦点公司未来 1∼12 月的收益率, 基于关联公司收益率构建的多空组合可获得 10%∼12% 的年化超额收益; 在截面回归中, 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较同行业或同地区公司的动量溢出效应更强. 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拥有更多分析师共同覆盖、非明星或低学历分析师共同覆盖, 以及焦点公司股票被更多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有时,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更强, 说明该效应的成因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有限注意带来的行动迟缓和反应滞后相关. 本文的工作对 A 股市场跨资产动量效应给出了全新证据, 对市场监管与投资者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股权激励会影响高管的环保态度,而高管环保态度与动机差异会导致企业不同的环境治理投入选择。文章基于 2009—2020 年我国沪深两市 A 股高污染企业的财务数据,考察了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环境治理投入的关系,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影响环境治理投入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外部治理环境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会抑制企业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其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提高企业环保积极性,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运营效率和抑制管理层短视是高管股权激励抑制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的重要机制；环境规制、市场竞争、媒体压力和分析师关注等具有调节效应,均能够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的负向关系,促进高管股权激励与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的正向关系。文章的研究为我国企业治理和运营机制优化以及决策部门环境治理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经验证据。

本文以借壳上市为研究场景，讨论和度量了分析师盈余预测中的公共信息依赖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控制样本，借壳上市企业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三年的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上升约 39.72%，分歧度上升约 35.29%。进一步研究发现，失去业绩承诺信息导致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公共信息含量下降，但私有信息含量没有变化，同时也会导致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频率上升，但并未影响分析师的企业调研行为。研究还发现，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报告在业绩承诺存续期内缺乏有用性，仅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引起了投资者更强烈的市场反应。总体而言，公共信息对于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至关重要，分析师在失去重要的公共信息后未能通过私有信息加以弥补。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分析师的公共信息依赖效应，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情境下分析师的行为逻辑提供了帮助。

本文以2009-2020年针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485,366份分析师报告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分析师利空关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分析师的利空关注会同时抑制过度投资和缓解投资不足，对公司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第二，当公司面临较大的卖空压力时，或分析师能力和努力程度更高时，分析师利空关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突出。第三，基于双重纠偏LASSO（DoublyDebiasedLASSO）回归对影响机制的遗漏变量控制后，发现分析师利空关注对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同时存在卖空压力的“大棒效应”以及信息增强的“萝卜效应”。第四，基于因果路径分析法，对多个机制间相互重要性和关联性检验后发现分析师利空关注的“萝卜效应”要强于“大棒效应”，而机构投资者的直接作用要强于资本市场的间接作用。本文为探讨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的角色提供了新视角，补充了中国情境下分析师关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经验证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ESG投资为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国内企业也在ESG理念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本文选取2009年-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旨在研究ESG评级能否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研究结果发现：第一，ESG评级提升能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在采用公司、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替换核心变量、倾向性得分匹配后回归以及时序关系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第二，将企业信息透明度、应计盈余管理、被分析师关注程度来衡量机构投资者面临的企业信息环境，并分别进行机制分析。结果表示，ESG评级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受到投资者面临的信息环境即企业信息质量的影响，ESG评级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第三，ESG评级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呈非线性关系，企业在较低的ESG评级基础上提升评级对于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效应更强。

本文基于有限注意力假说，用分析师共同覆盖构建公司相关性，检验了A股市场关联公司之间股票的动量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以共同覆盖分析师数量作为权重构建的关联公司股票加权平均收益率，能正向预测焦点公司未来1~12月的收益率，基于关联公司收益率构建的多空组合可获得10%~12%的年化超额收益；在截面回归中，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较同行业或同地区公司的动量溢出效应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拥有更多分析师共同覆盖、非明星或低学历分析师共同覆盖，以及焦点公司股票被更多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有时，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更强，说明该效应的成因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有限注意带来的行动迟缓和反应滞后相关。本文的工作对A股市场跨资产动量效应给出了全新证据，对市场监管与投资者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主题模型分析，构建基于分析师报告的创新测度指标，实证检验企业创新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显著降低了股权资本成本，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高研发支出、低专利授权、高组织冗余以及低媒体关注度的企业而言，创新对其股权资本成本的削弱效果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创新能够通过增强竞争力以及提高信息透明度来降低股权资本成本，且能够缓解融资约束。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观测企业创新行为，同时为企业降低股权资本成本提供了经验证据。

社会名人在资本市场上是否能通过其声誉机制起到提高公司业绩和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手工整理的 2006-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关联的数据，研究娱乐明星关联对上市公司绩效和治理的影响，并探究上市公司建立该关联的动机。研究发现：（1）从短期来看，与明星建立关联的上市公司会有正的超额收益，且关联的明星名气越大、二者的关系延续时间越长，则其市场表现就越好。（2）从长期来看，关联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变好，且更可能进行财务重述和受到更多的行政处罚，这说明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公司其治理水平变差。（3）建立娱乐明星关联可能是通过吸引散户投资者、分析师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和媒体报道更多的正面新闻而抬升了股价。（4）“股份减持”和“择时关联”是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两大动机。一方面，在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后，大股东会进行更多的股份减持；另一方面，公司更倾向于在较差业绩的财务公告前和债券发行前宣布与明星建立关系 。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娱乐明星”视角推进了“名人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理解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各种关系背后的动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也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部门如何监管和治理资本市场中与娱乐明星有关的乱象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启示作用。

文献表明卖方分析师在对基金重仓持股进行盈利预测时,现有基金客户的佣 金压力会迫使其发布乐观预测，而本文进一步发现，分析师还有争取潜在客户佣金的压力，这会抑制佣金压力所导致的乐观偏差。那么，分析师面对这两种利益冲突时，就需要权衡。故本文首次研究了券商与基金的不同客户关系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的影响，验证了分析师对基金持股预测时的这种权衡效应;并首次提出了“佣金利益冲突假说”，探讨了这种利益权衡对分析师择时的影响。本文结论：首先，佣金压力会迫使分析师对现有客户持股做出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而潜在客户持股则能够对分析师形成压力抑制乐观偏差，部分地缓解佣金压力的影响；其次，不同经济环境中，这种利益权衡仍然存在，并导致分析师的择时行为：在好时机时，佣金压力和潜在客户压力对分析师的影响均会增强，前者导致分析师倾向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而后者使分析师面临更大的利益权衡；最后，在截面上，明星与非明星分析师、高与低券商声誉分析师之间表现出不同的利益权衡和择时模式:时机转变时，佣金压力影响明星分析师的程度显著高于非明星分析师，而潜在客户压力影响非明星和低券商声誉分析师的程度显著高于明星和高券商声誉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