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表明卖方分析师在对基金重仓持股进行盈利预测时,现有基金客户的佣 金压力会迫使其发布乐观预测，而本文进一步发现，分析师还有争取潜在客户佣金的压力，这会抑制佣金压力所导致的乐观偏差。那么，分析师面对这两种利益冲突时，就需要权衡。故本文首次研究了券商与基金的不同客户关系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的影响，验证了分析师对基金持股预测时的这种权衡效应;并首次提出了“佣金利益冲突假说”，探讨了这种利益权衡对分析师择时的影响。本文结论：首先，佣金压力会迫使分析师对现有客户持股做出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而潜在客户持股则能够对分析师形成压力抑制乐观偏差，部分地缓解佣金压力的影响；其次，不同经济环境中，这种利益权衡仍然存在，并导致分析师的择时行为：在好时机时，佣金压力和潜在客户压力对分析师的影响均会增强，前者导致分析师倾向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而后者使分析师面临更大的利益权衡；最后，在截面上，明星与非明星分析师、高与低券商声誉分析师之间表现出不同的利益权衡和择时模式:时机转变时，佣金压力影响明星分析师的程度显著高于非明星分析师，而潜在客户压力影响非明星和低券商声誉分析师的程度显著高于明星和高券商声誉分析师。

机构投资者的快速崛起正改变我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本文选取2004-2007年有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公司为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全部样本的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业绩正相关，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有效监督者角色。分组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持股较高时机构投资者能改善公司业绩，符合有效监督假说；持股较低时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符合利益冲突假说和战略结盟假说。研究结果意味着，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取决于其持股情况：持股高时机构投资者扮演有效监督者角色，持股低时充当利益攫取者角色。

本文基于Merton（1974）模型的理论分析，结合1999－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重组公告的实证分析，证实：当面临财务困境风险时，由于债权人和股权人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公司会在财务困境的事前风险和事后风险之间进行权衡。研究发现：（1）财务困境会显著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倾向于投资风险更高的项目来侵占债权人的利益；（2）当面临财务困境风险时，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程度受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3）影响财务困境公司投资行为的资本结构因素，也会显著影响财务困境公司重组公告的市场反应。以上研究结论为理解财务困境公司，事前投资行为、资本结构、事后重组事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诉讼是一种高成本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一般是在双方关系僵持到破裂甚至公开对立时才使用。当银行对不能及时归还借款本息的企业提起诉讼时，一方面破坏了银企关系，作为一种惩罚也破坏了声誉的隐性契约作用，其“社会实施”机制导致企业原有的声誉资产丧失，造成了企业信贷融资规模的大幅下降，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相比也有显著差异。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检验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借款可得性受到的影响要比非国有企业小，政府的“援助之手”为国有企业提供隐形担保，信贷歧视现象依然存在。而与政府结交、建立政治关联，可以有效缓解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困难。

证券研究员利用信息解读与预测能力优势提出投资建议，对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产生着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研究员预测准确性较低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求解卖方证券研究员、机构投资者、中小型投资者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并求解。然后，我们以国泰安数据库中2006年1月至2009年9月共450个股票推荐的典型数据，对推荐评级的准确性进行检验。实证较好地支持了博弈模型结论：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与自身禀赋正相关；所属的研究部门与投行部门存在利益冲突影响了研究员的独立性。证券公司规模和研究员预测的准确度正相关。市场行情转换显著地影响了证券研究员所推荐股票的准确性。最后是本文的建议：规范并完善融资融券机制；完善证券研究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并完善与利益冲突相关的法律法规约束等。

在基金管理治理中，需要设立相应的制度以平衡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份额持有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作为重要制度之一的基金托管制度，其制度的完善在于确保基金托人具有相应的信息能力，以使得其能够有充分的信息来发现基金管理人的不端行为，以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基金托管人制度的目的在于，聘请具有一定信息能力的独立第三方来监督基金管理人（基金公司）运作管理，以此来防止和制止基金管理人损害投资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就中国现行的基金托管人制度来说，在功能上还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和不足。

借助经济学中代理问题理论的分析,发现关联交易或称自我交易,包含代理人、委托人以及作为委托人交易对手的代理人的关联方这三方主体。相对应地,关联交易本身并不是一个交易关系,而是包含着委托代理关系、交易关系和关联关系的一个关系束。因此,从功能分析的角度出发,在监管关联交易时,法律也应当针对这三者之间存在的具有不同特点的关系来有的放矢地设定相应的规制规则。

结构性产品以其设计的灵活性、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管理成本以及丰富投资品种等优势，一经产生便获得迅猛发展，很快成长为全球固定收益市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结构性产品成为某些分析者眼中的替罪羊，为结构性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评级机构也随之声名狼藉，成为众矢之的。首先简要介绍结构性产品的评级过程和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的评级方法，然后分析评级中可能存在的模型风险、评级套利(rating model arbitrage, 又称为rating shopping)、内在利益冲突(inherent conflicts of interest)以及其他衍生的问题，最后探讨我国改进结构性产品信用评级质量的方向。

本文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六个研究假设，然后构建回归模型研究因为我国股市“同股同权不同价”的股权分置现象而导致的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具体探讨非流通股和流通股流动性、股权监督制衡机制对于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非流通股股东（通常为控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通常为中小股东）之间的确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类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所持股份类型以及他们之间的监督制衡作用对派发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存在重要影响。本文最后给出六点建议试图限制非流通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

本文首次从理论上指出现行权证交易机制存在制度上的缺陷，并进一步指出国内权证交易的问题与教训：创设方利益冲突的双重角色，定价机制紊乱与天量创设，不完整的卖空功能扭曲价格发现机制与助长过度投机，投资者衍生品知识贫乏与风险意识薄弱，以股票交易的思维应对风险特性迥异的衍生品交易，风险监控手段的落后与风险揭示流于形式。 本文提出，必须完善权证交易机制，保证公平参与，鼓励与保证公平定价；加强衍生品交易风险管理，引入衍生品交易实时风险监控系统；加强对业界人士的培训与投资者风险教育，设立投资者风险教育基金。并指出，期权与权证相比有着天然的公平性优势，应积极创造条件早日实现期权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