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过程中是否存在向上盈余管理是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持久关注的话题，动机和机会是影响IPO过程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契机检验了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决策主体利益函数变化对IPO过程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IPO过程严苛的法律监管和高额的法律风险，IPO前向上盈余管理幅度显著低于IPO后的盈余管理幅度，上述现象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更为明显，而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获得实质性流通权的民营上市公司当中。这意味着，股权分置改革改变了大股东的盈余管理动机和盈余管理行为模型，未来监管的重点应该后置，需要特别关注最终控制人股票限售期期满之时的会计质量。

中国股市的诞生属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往往会出现先发展，后规范的特征。如果没有股市，改革开放在一定层面的推进是难以想象的。从股市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提炼出若干有价值的成功经验，如在边干边学中推进制度供给、不纠缠于具体的技术操作之争等。这些经验实际上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映射。

从世界经济变迁的历史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有粗放模式的经济高速发展。经过技术创新形成较强的产业链，从制造大国转向金融强国和科技强国。像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模式能够成功转型并非是件易事。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更多是销售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多年以来，我国的外贸顺差的压力都比较大，这两年贸易摩擦事件频繁。当企业的成本优势消失之后，中国公司将在其他领域竞争。然而，企业在持续的创造工艺能力、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升级及相应的制度变迁，每一步都离不开金融行业的支持。从历史上看，债市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股市要想吸引社会资金的投资必有价值和政策的明确性。可现阶段的经济和股市告诉我们，在复杂国际环境效应下，中国的债市发展的路途更加坎坷。

本文以中国特有的“二重结构”社会现象为分析切入点，认为一个扩展了的国家能力即包括自身所具有的实力、其行为在技术上的可行性、获利程度以及外在的压力条件等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巧妙结合是构成我国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得以实现的充要条件。当这些约束条件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发生变化时，原有国家主导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将逐步被市场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所取代。

本文使用非对称动态条件相关系数(ADCC)模型，研究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的相关系数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发现由于经济运行情况和宏观政策等外部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两个市场的相关关系存在结构性变化，同时两个市场对冲击的反应程度也不尽相同。本文还揭示出对股市一债市联动来说，其相关系数受到联合负冲击的影响要大于联合正冲击的影响;而对股市一股市联动来说，联合正冲击的影响要大于联合负冲击的影响。本研究对投资组合的构建、金融市场监管和风险控制有重要价值。

我国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没有突破初始选择的框架，自始至终在“一元”制度框架内演进，这也是我国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源。农业保险困境的出路在于建立和完善我国“二元”农业保险制度，即一般性农业灾害保险沿用既有的农业保险体制和组织结构，农业巨灾保险由政府主导，采取循序渐进的形式，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巨灾保险体制，由此构建我国“二元”农业保险制度新模式。

本文用深沪A股增发新股数据回归分析承销商声誉与增发新股业绩的关系，以考察审批制和核准制两期承销商声誉机制。结果表明，审批制承销商声誉与业绩显著负相关，声誉缺乏约束，这可能是承销收入和失职损失偏高所致；而核准制两者无关，这可能是制度变迁造成承销收入和失职损失降低所致。因此，承销商认证效应可能出现在登记制之后。

在重新定义金融制度、分析金融制度与金融制度变迁的关系、总结金融制度变迁的一般逻辑规律的基础上，与其它经济改革相比较得出我国现阶段金融制度变革滞后于经济制度变革一个阶段的结论。选择激进方式确立适度超前（“越三跨四奔五”）的信息市场型金融制度是其解决之道，并论证了它的可行性。确立信息市场型金融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加快经济转型、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外部环境三个大层面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实现。

世纪之交以来，鼓吹民营金融市场准入的理由在激烈争论中得到“锤炼”，变得更加具有诱惑力了，但民营（筹办）银行的送审方案与章程设计却暴露出民营企业家急迫参与银行业的真实动机，该动机与鼓吹民营金融的学者们所列举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偏差太大。因此，民营银行市场准入呼声不过是一个在经济上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为实现其政治利益追求寻找一条更加宽阔的经济路径而已。在社会信用等制度环境制约条件得到满足之前，新增设民营银行机构无益于真正的民营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拓展，也无益于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优化，更无益于中国金融新秩序的确立与持续，至于能否实现“规范民间（地下）金融”和“瓦解金融‘黑市’”之目标，则取决于金融资产价格的市场化程度。针对真正的民营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拓展问题，我们更加主张在完善制度建设基础上对现有小银行类存款机构进行民营化改造，该措施具有等同制度变迁收益这个前提下的最小社会成本优势。

本文从农村信用社改革入手，简要阐述了合作金融产生、组织体制和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指出了合作金融在当前我国的制度缺陷和生存困境，最后笔者结合中国经济实际，认为不必据泥于经典的合作金融理论，走一条适合我国多元化经济特征的合作金融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