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全国31个省（市）1987-2016年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来衡量不同地区发展水平，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只有当地区发展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之后，金融发展会显著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而在中低地区发展水平区域，金融发展会抑制当地经济发展；第二，地区市场化程度、国有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人才错配”、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双重门槛”效应；第三，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ᨀ高，金融发展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加强；而当地区国有部门就业人数增加时，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的ᨀ高会抑制当地的经济增长。

本文分析了截面数据操纵性应计模型可能存在的两类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误。提出使用动态面板对操纵性应计模型进行估计，并使用1999—2011年中国A股相关数据，检测动态面板模型和其他模型犯第Ⅰ类、第Ⅱ类错误的频率及审计师意见与各模型估计的盈余管理程度相关性分析，检验了动态面板模型与其他模型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解释力。研究结果表明，动态面板模型第Ⅱ类错误检验显著优于其他模型；第Ⅰ类错误、审计师意见检验上动态面板模型检测能力与其他模型相近。同时本文讨论了动态面板模型的成本及局限性。

基于我国61家股票型基金2004-06~2008-03的16个季度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对 数据进行了探索性建模,研究了政策性资产配置和基金经理对基金业绩的贡献。主要发现有:①政策性资 产配置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显著,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基金资产配置能力提高1%,约能提高基金 业绩0.8%;②基金经理的学历、年龄、从业时间和从业背景对基金业绩的贡献显著,但贡献度不大;③基金 业绩存在可能的“反转”现象,反转周期估计半年。

本文运用全国37 个大中城市自2005 年1 季度至2009 年4 季度的动态面板 数据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理论模型得出的关于杠杆率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 同时，文章将 37 个城市划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给予实证，结果得到房贷政策调控 至今效果不佳，及其在三个区域的效果可能不同的主要原因，即杠杆率在房地产价格决定 和波动中的影响及表现形式存在不同。并进一步得出结论：房贷政策调控对一线城市的房 价影响最深，但是房价的表现并非单边的；对二线城市房价的单边影响最大，提高首付比 例和贷款利率都将导致二线城市的房价有所下调；对三线城市的房价影响最小，该区域的 房价上涨更多地是由不断升高的土地交易价格驱动。

本文运用全国37个大中城市自2005年1季度至2009年4季度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理论模型得出的关于杠杆率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同时，文章将37个城市划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给予实证，结果得到房贷政策调控至今效果不佳，及其在三个区域的效果可能不同的主要原因，即杠杆率在房地产价格决定和波动中的影响及表现形式存在不同。并进一步得出结论：房贷政策调控对一线城市的房价影响最深，但是房价的表现并非单边的；对二线城市房价的单边影响最大，提高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都将导致二线城市的房价有所下调；对三线城市的房价影响最小，该区域的房价上涨更多地是由不断升高的土地交易价格驱动。

理论上，管理层激励和股权结构存在关联，本文选择2004到2009年127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管理层激励和股权集中度的关联模型，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进行估计，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管理层持股和股权集中度负相关，而管理层货币薪酬和股权集中度正相关；管理层权力越大，股权结构越分散；国有股比例和外部聘请和股权集中度正相关，验证了管理层权力、薪酬激励等激励形式对股权结构的作用效果。

管理层行为偏好会影响企业的融资结构，首先，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关联机制，在实证方面，我们选择2004到2009年127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管理层激励和资本结构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主要研究结论是：企业资本结构具有自相关特征；上市公司偏好于股权融资，而不是债务融资；管理层权力、持股比例并不能解释资产负债率的变化；国有股比例，总经理的外部聘请不会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

本文结合预防性储蓄理论和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具体实际，构建了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收入、收入风险和财富目标的消费函数,根据我国城镇从2002年到2008年31个省直辖市的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面板数据，建立带有个体效应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而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在估计上使得参数有效且一致。结论有，第一，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参数为0.1094；第二，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有消费习惯的前提下为0.7786；第三，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弹性为-0.05132；第四，每个地区的个体效应差异较大，而且西部省份的个体效应较大。分地区来看，第一，全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参数为0.1094，比上海的0.3071、河南的0.2127和四川的0.3512都要低很多，这不仅说明了全国城镇居民的当期消费很少依赖于上一期的消费，而且说明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消费习惯有很多差异，呈现了区域的异质性；第二，全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有消费习惯的前提下为 0.7786，比上海的0.6904、河南的0.7146和四川的0.5624要高很多，说明其当期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当期的消费。第三，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弹性为-0.05132，比上海的-0.0319（取绝对值）高一些，但是比四川的-0.0674、河南的-0.0750都要低，这不仅说明了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消费的弹性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而呈现下降趋势，也说明了区域预防性储蓄的异质性。他们的收入和消费的风险越大，他们的消费就越谨慎。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消费习惯是消费函数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消费习惯对我国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与流动性过剩没有在中国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有一定解释力，这些都很好地符合了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现实。

企业中，管理层和总经理的行为对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针对隐性激励构建相应的管理层和总经理指标体系，并将上市公司划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两个类型，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企业隐性激励和绩效的关联，结果表明，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企业的隐性激励指标对绩效的作用效果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同时，规模和国有股比例指标对不同上市公司的作用效果是类似的，从管理权理论假说的角度来看，管理者的权力主要体现在任职年限，而非总经理任职情况。

本文利用EC2SLS方法和系统GMM的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和分析了中国双重上市公司A股和H股的交易价格差异的因素，包括制度层面和投资者心理及行为方面。本文发现，QFII的实施显著提高了H股对A股的相对价格，但是投资者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因素起着较大的影响，国内投资者普遍存在的投机心理和其他非理性的投资理念使得中国H股和A股的价格差异不会在短期内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