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存在一组结构性矛盾：货币供给总量持续扩张，制造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流动性约束并未同步缓解，应收账款回收期居高不下，融资成本下行节奏明显滞后。现有研究多在“实体—金融”二元框架下讨论脱实向虚问题，忽略了债务履约具备法定刚性、优先偿付的特殊属性，难以解释总量宽松与结构性紧缺并存的现象。本文回归费雪交易方程的全口径内涵，将广义交易拆解为实体生产、金融资产交易与债务履约三个层级，构建三层流速分析框架；借鉴结构力学弹塑性变形逻辑，结合企业两期现金流约束模型内生推导实体流动性的非线性断裂阈值。基于2000—202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门槛回归、强度双重差分、马尔可夫区制转换、局部投影与工具变量法展开检验。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债务交易层流速持续显著高于金融层与实体层，传统单一GDP口径对真实货币流通压力存在系统性低估；债务流速存在约15.4%的临界阈值，突破阈值后对规上工业应收账款回收期的挤压强度呈非线性放大，且塑性断裂区间具备强粘性与低可逆性，总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衰减；小微企业对应的断裂阈值更低、受冲击强度更大，弹塑性机制具备全域普适性。本文从流量分层视角拓展了资金脱实向虚的理论分析体系，可为地方债务长效治理与结构性货币政策设计提供量化依据。

本文将状态空间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与向量自回归--对数线性资产定价模型相结合，用于中美股市泡沫区制转换特征的识别和预测。我们发现这一新的计量模型可以成功识别中美股市泡沫的稳定增长和爆炸性膨胀两个区制，估计不同区制之间的转换概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和美国泡沫特征的共性和差异性。我们还做了样本内和样本外预测以进一步验证我们的结论。

本文基于我国沪深两市1997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数据，分别在二元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和Carhart(1997)四因子模型框架下检验了我国股市收益与市场流动性的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市单位流动性风险溢价存在显著的时变性，可区分为“低流动性β”和“高流动性β”区制；但是，当控制了Carhart四因子后，时变性仍然显著，低流动性β区制下的流动性溢价则不再显著。此外，我国股市存在流动性转移（flight to liquidity）现象。股市的高换手率、高波动和经济增长的放缓可对此时变性进行预测，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变量则不具前瞻性。

本文首先通过经济理论分析然后利用1996年1月到2010年4月的数据，运用MSIH(2) -VAR(4)模型和基于区制的脉冲响应分析不同区制下货币政策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发现利用非线性模型是合理的，在不同区制下货币政策工具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效果在时间、方向和程度上表现不同，并且对于上证A股和深证A股影响也是不同的。对于货币供应量，在股市低迷期，它的变化会立即正向影响到股票价格，但在股市膨胀期，则滞后1个月后才会正向影响股票价格；对于银行信贷，在股市低迷期，它的提高会降低股票价格，而在股市膨胀期，它的提高才会提高股票价格；对于利率，在两个区制下，它的提高都会使股价下跌，并且在滞后1个月才会表现出来，但是相比较而言，利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在股市膨胀期下效果更明显。

根据Van Norden和Schaller的周期性破灭型投机泡沫模型，本文建立了一个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对我国沪市周期性破灭型投机泡沫的存在性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证综合指数月度超额收益率的变化可以明确划分为泡沫生存和泡沫破灭两个状态，且沪市投机泡沫特征显著符合周期性破灭型投机泡沫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在分析新兴金融市场中替代性金融资产之间的影响下，运用MS-VECM模型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市场收益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isher假说在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成立，而汇率对股票市场收益具有正的影响，M1对其影响则随着状态不同而不同，替代性资产与股市收益的影响（如无风险利率、标准普尔指数收益）在早期对我国股票市场收益具有负的影响，在后来具有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