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如何扩大就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企业宏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并基于中国31个省份代表性报纸构建中国省级行政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劳动力就业规模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就业存在破坏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就业的不利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主要通过减弱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度、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和减弱企业金融化动机的途径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就业的破坏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缓解作用在东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地区和国有属性企业效果更强。此外，数字化转型对第三产业和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缓解效果更强，有助于提升就业质量。本文基于企业数字化角度为高效减轻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劳动力就业的破坏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金融开放对企业产品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的产品竞争力，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来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一是竞争压力倒逼效应，推动企业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和提升创新能力，重塑竞争优势。二是资源配置效应，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改善融资环境和拓展出口渠道，帮助企业实现要素升级，进而增强产品竞争力；（3）异质性检验发现，政策效果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盈利能力低及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低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丰富了金融开放对企业影响的实证研究，为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微观证据。

近年来，中国面临“资本外流”与“通缩压力”并存的独特现象，即国内货币购买力上升（通货紧缩）与对外汇率持续承压并存。这种“内升外贬”现象与经典经济学理论的购买力平价说相悖。为应对这一现象，文章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包括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收入对冲机制、推动“商品+服务”双顺差、打通政策孤岛、构建内外联动制度体系、实施资本管制的“非对称开放”、开启跨境支付新赛道等。这些措施旨在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向规则输出型转变，从被动防御向主动造局转变，最终实现经济发展范式转变。

关键领域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不仅表明了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也预示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格局将迎来重大改变。在这一背景下，高技术行业，特别是关键领域的企业，亟需实现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变。本文基于 2010-2023 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以 FIRRMA 试点作为美国在关键领域外资安全审查收紧的准自然实验，探究中国关键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显著促进了关键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对企业所受“内部支持”和“外部压力”的作用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受到内部支持的企业在外部压力下表现出较低的敏感性，而未受内部支持的企业在面临外部压力时反而实现了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通过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提升了创新质量，以及增加了企业之间的联合创新，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本文的研究为理解新旧技术国家主义转变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视角，同时为中国政府在高技术产业政策制定中的深入评估与策略优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近年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课外教育投资竞争激烈问题不断凸显。“双减”政策正是对上述现象的及时纠偏。为了进一步科学有效落实“双减”政策,增强教育获得感,厘清家庭课外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必不可少。家庭在课外教育投资中除了遵循经济学传统的“成本—收益”权衡框架外,特定的环境变化以及临近群体的表现对于家庭教育决策也存在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文章运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 学年数据,以子女就读毕业班所产生的升学压力作为外生冲击,实证发现：与非毕业班的学生相比,毕业班内部存在的同群效应不仅扩大了由升学压力带来的特定家庭课外教育现金支出增加的幅度,并且提高了子女课外学习投入时间的增加幅度。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利用工具变量缓解模型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不变。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城市户口、父母期望子女入读本科、子女成绩欠佳以及父母督促子女学习的家庭中,同群效应的效果显著。拓展性研究发现：家庭课外教育现金支出增加对于提高子女就读毕业班时的学科绝对分数具有积极效果,但未能显著提升其相对排名,这是家庭课外教育投资“内卷化”的深刻体现。文章基于子女面临升学压力的现实,对班级同群效应机制的考察为解释课外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基于有限注意力假说, 用分析师共同覆盖构建公司相关性, 检验了 A 股市场关联公司之间股票的动量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 以共同覆盖分析师数量作为权重构建的关联公司股票加权平均收益率, 能正向预测焦点公司未来 1∼12 月的收益率, 基于关联公司收益率构建的多空组合可获得 10%∼12% 的年化超额收益; 在截面回归中, 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较同行业或同地区公司的动量溢出效应更强. 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拥有更多分析师共同覆盖、非明星或低学历分析师共同覆盖, 以及焦点公司股票被更多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有时,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更强, 说明该效应的成因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有限注意带来的行动迟缓和反应滞后相关. 本文的工作对 A 股市场跨资产动量效应给出了全新证据, 对市场监管与投资者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列入“五篇大文章”之中。解决应收账款被占用导致的资金周转困难是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突破点。 为了降低银行与中小微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与提升动产可质押性，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搭建了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为重要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并通过数字化系统直连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借助平台应收账款质押与融资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核心企业使用数字化系统直连后：（1）核心企业通过系统直连上传的应收账款数量和金额上升，且新接入的主要是规模小、利润率高、现金流压力大、债务负担重的中小微型供应商企业；（2）中小微企业供应商贷款笔数与贷款金额均显著上升，且贷款利率更低；（3）供应商与核心企业财务指标均显著改善。本文结论表明建设数据中心化的统一平台作为重要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可以为传统金融难以触及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有力地推动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当前经济环境下,政府为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而做出的重要举措,因而科学评估留抵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进一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 2013—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 2018 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规模,该结论在进行动态效应分析、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同时期政策影响以及替换模型设定形式四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通过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实现。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融资约束高、劳动密集型、税收征管强度大的企业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员工占比和员工工资水平,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文章结论为政府部门通过留抵退税政策实现“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深入分析环境目标约束对纵向产业结构上下游产业的减排差异及关联减排逻辑,对优化上下游产业资源配置,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与污染协同减排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的环保目标责任制为外生冲击,基于 2003—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实证框架,基于产业纵向关联视角探讨了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排污策略的影响。基准研究发现,环境目标约束能显著降低上下游产业的污染物排放。机制检验发现,环境目标约束会使企业通过总产值效应和技术效应来应对减排。下游产业主要通过降低产值来应对减排,但对上游产业产值影响不显著。产业关联效应会引发上游产业通过价格调整来应对损失,但下游产业无法后向关联影响上游产业产值。上游产业主要通过末端技术应对减排,下游产业则通过前端技术应对减排。上游产业的前端技术和末端技术可以向下游产业关联溢出,但下游产业的后向关联减排效应主要体现在末端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上游产业原材料制造业和下游产业非食品行业加工业的减排占主导地位,非国有和重污染企业、产业集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晋升压力小的地区的企业污染减排效应显著。文章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成立。文章的研究为优化环境目标管理与推动纵向产业结构协同污染减排提供了现实依据与路径渠道,也为未来的政府“减碳”工作目标管理提供了经验启示。

股权激励会影响高管的环保态度,而高管环保态度与动机差异会导致企业不同的环境治理投入选择。文章基于 2009—2020 年我国沪深两市 A 股高污染企业的财务数据,考察了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环境治理投入的关系,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影响环境治理投入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外部治理环境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会抑制企业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其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提高企业环保积极性,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运营效率和抑制管理层短视是高管股权激励抑制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的重要机制；环境规制、市场竞争、媒体压力和分析师关注等具有调节效应,均能够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的负向关系,促进高管股权激励与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的正向关系。文章的研究为我国企业治理和运营机制优化以及决策部门环境治理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