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促进实体经济开放发展的核心战略。然而，既有研究主要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展开探讨，却相对忽略了一国内部要素禀赋、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动态适配的内生逻辑。新结构经济学主张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最优产业结构，进而内生出与之相匹配的最优金融结构，这为解读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提出了崭新视角。本文将立足新结构经济学视角，试图以此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推进路径与政策协同框架，以期丰富理论认知并提供实践参考。

环境规制能否通过改善企业行为产生声誉治理效应，是评价环境政策微观经济 后果的重要维度。本文以 2012—2024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 2018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声 誉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声誉风险，经过平行趋势 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变量、排他性检验以及固定效应双重机器学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和提升 ESG 责任表现降低企业声誉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媒体关注度较高、外部审计 监督较强、融资约束较低以及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中，环境规制的声誉治理效应更为显著。 进一步研究表明，声誉风险上升会提高企业信贷风险溢价，并对财务绩效产生一定的负向影 响，说明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缓释声誉风险产生融资改善效应和一定的经营改善效应。本文 从声誉风险视角拓展了环境规制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加强企业环境 治理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商业银行的经营生态与风险格局，流动性风险作为商业银行核心风险类型之一，其受数字金融冲击的机理亟待厘清。本文基于2020-2025年我国18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对流动性风险具有抑制作用，该结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研究为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优化流动性管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绿色金融发展则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标,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该基准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值尚未突破拐点,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是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倒“U”形影响的重要渠道;在不同环保属性企业、民营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中倒“U”形关系显著,但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影响更大,而对国有企业影响甚微,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仅存在正向线性影响。这些独特的经验发现为今后绿色金融的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本文追溯金融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从早期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脉络，依次梳理心理学的科学奠基、经济心理学的诞生、行为经济学的主流化，以及当前神经经济学与人工智能融合形成的“计算行为金融”时代。文章指出，BERT、Bi-LSTM等深度学习模型正革命性地重塑投资者情绪测度方法，这一完整脉络为理解智能金融时代股票市场波动与投资者行为，提供了关键的历史纵深与理论框架。

当今社会最大矛盾是国家法定数字货币供给不足，社会分工无法通过足够的数字货币进行交换，导致有产品卖不出，有需要却没钱支付的怪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给居民按身份证发放法定数字贷币，让社会分工通过数字货币交换，而不是原始的物物交换。发放数字货币不是不劳而获，因为数字货币本身不能吃不能用，要得到需要的东西就需要有付出或对等服务去交换，数字货币底层逻辑是交换的载体并不代表财富，只有满足公平交换的规则，社会才能激发创造力和分工协作，有了交易交换才能带动就业和税收，社会才能稳健有序发展。

近年来，宽货币与紧信用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凸显，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不高、金融资源区域分化、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匹配度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地方土地抵押主导的 货币派生模式，与新质生产力跨区域、非属地、全国统一配置的资产属性存在系统性错配。本文从货币派生机制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视角，对比发达经济体主权信用背书的货币创造模式，揭示我国央行以流动性调节为主、缺乏全国统一信用锚的制度特征，以及地方抵押品主导带来的信用分割与传导阻滞。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资产具有天然去地方化属性，地方难以沿用土地抵押路径实现信用扩张，货币体系向国家主权信用统一驱动转型具有必然性。本文从金融稳定、传导畅通、央行制度完善层面提出职能优化路径，为弱化地产金融依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在县域，县域发展的核心瓶颈是金融供给系统性失灵与内生信用机制长期缺失。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县域农村产权先天残缺，叠加 20 世纪 90 年代县域集体经济结构性调整，本土产业支撑力持续弱化，部分地区长期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运转。转移支付作为外部资金，与本地资产增值、治理效能提升的联动性较弱，难以培育可持续内生动力。既有县域金融研究多侧重抵押品目录扩容，忽视估值修复的基础作用，难以破解资产沉睡与信用缺失的双重困境。本文以县域抵押品体系失灵为切入点，整合产权残缺、信贷配给、金融加速器三大理论，构建估值修复—边界扩容—信用创造递进框架。基于 2024—2025 年广东省权威数据及多地试点准自然实验表明：脱离估值修复的抵押品扩容易被信贷配给弱化；唯有补齐确权、估值、流转、处置全链条短板，方能盘活县域沉睡资产、转化为信用资本，夯实内生发展能力。

同等经济规模的地级市之间，工业发展差距持续拉大，仅依靠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无法充分解释这一分化现象。本文搭建资金禀赋与经营意愿的二维分析框架，选取 2016—2025 年国内 289 座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门槛模型内生测算得到两组临界数值：资金充裕度分界点为 0.54、0.72，资金流动活跃度分界点为 0.76、0.94，并按照两项指标的组合差异划分出九类城市工业发展形态。实证结果显示，资金储备水平决定区域工业发展的基础底线，企业扩张意愿则影响资金转化为实体产出的实际效率，二者存在显著正向交互效应。基于上述门槛识别结论，本文提出双门槛陷阱假说，配套设计九类型工业发展诊断工具，可用于季度动态监测，为城市制定差异化产业扶持政策提供量化参考。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资管新规落地打破刚性兑付，居民家庭财富配置加速向权益类资产转移，证券零售业务作为券商连接居民财富与资本市场的核心端口，正经历从传统通道经纪业务向现代财富管理业务的深刻转型。本文系统梳理我国证券零售业务从线下渠道时代到全链路生态时代的四个发展阶段，结合行业发展政策、市场环境、技术变革与客户需求变迁，剖析各阶段的核心逻辑、业务特征、盈利模式与行业痛点；对比分析传统线下、互联网拓客、生态化运营、TAMP创新模式等主流拓客方式的底层逻辑、优劣势、适配场景与实践效果，并重点结合美国利普乐（LPL Financial）成熟模式，深入探讨国内券商TAMP模式的本土化实践现状、差异与优化路径；在此基础上提炼行业发展面临的同质化竞争、获客成本高、合规约束收紧、投顾能力不足、数字化转型滞后等核心挑战，结合资本市场发展趋势与居民财富管理需求升级方向，提出针对性发展对策与未来趋势预判，为券商零售业务突破发展瓶颈、实现高质量财富管理转型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