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资本账户开放和 QDII 重启，跨国资产配置强化了国际原油、国内大宗商品和股市收益的联动性。考虑到各市场间的内生性关系，本文在贝叶斯框架下构建了结构式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实证分析 2007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的三市价格收益的立体时变关系。研究发现，QDII 重启后，跨市组合投资使三市统一体系的总体溢出效应受到强化，系统的联动效应增强，而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和股市在体系内的影响地位也有所提升。同时，结果表明，国内两市收益对国际油价上涨的脉冲响应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时变特征，在牛市阶段，两市收益的脉冲响应表现为正效应，而在熊市阶段则体现为增强的负效应。其次，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在不同市场周期均体现为正效应，而对国内股市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存在正负转变特征。最后，国内股市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基本为正效应，但在流动性萎缩阶段，股价上涨在短期对油市资金存在“虹吸效应”会对油价产生负影响；而国内股价上涨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均为正效应，并且稳健可持续的“慢牛”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正影响表现更加稳健。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现阶段增强国内两市抗风险能力和提升在国际市场影响力的若干建议。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支柱，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博弈一直是各界关 注的焦点。 本文将财政与货币政策共同纳入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中，通过同时施加短期 和长期识别假设，分析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 研究发现，在财政冲击发生的同 时，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的增长率显著提高，表明货币当局在财政政策扩张时采取了宽松 货币的协调配合的策略。 依据上述实证发现，本文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加以改进，研 究中国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 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 显著提升财政政策的经济刺激效果，产生财政拉动效应。 这一结论从制度优势的角度对文 献中发现的财政拉动效应的经验事实给出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解释， 也为积极财 政政策提质增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文建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中国 制度优势，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目标，通过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联动作用，增强政策效 果，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城投债和地方债的发行和交易数据构建了各省地方债务风险综合指标，发 现各省风险有共同的趋势，存在风险联动现象。为了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省际风 险传导机制，本文运用含外生变量的结构化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来识别风险传 导途径和重点风险地区。实证发现本文设定的风险关联关系矩阵是地方债务风险传 导的重要途径，可以很好的解释地方债务风险的共同趋势。进一步地，我们通过广 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衡量了各省的风险传导性，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发 现吉林省风险正向冲击对其他省份有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本文还从地方财 政收入构成角度考察了影响地方债务风险传导性的主要因素。本文的研究为防控和 治理地方债务风险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基于城投债和地方债的发行和交易数据构建了各省地方债务风险综合指标，发现各省风险有共同的趋势，存在风险联动现象。为了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省际风险传导机制，本文运用含外生变量的结构化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来识别风险传导途径和重点风险地区。 实证发现本文设定的风险关联关系矩阵是地方债务风险传导的重要途径， 可以很好的解释地方债务风险的共同趋势。进一步地，我们通过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衡量了各省的风险传导性，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发现吉林省风险正向冲击对其他省份有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 本文还从地方财政收入构成角度考察了影响地方债务风险传导性的主要因素。 本文的研究为防控和治理地方债务风险具有重要价值。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 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 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 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 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 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 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 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 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 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 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本文首先对全球性因素与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协同性进行了定量研究，并探讨了协同效应的历史演变，然后实证分析了1998～2011年全球性因素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及其动态变化。通过因子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世界经济与中国宏观经济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协同性，同时，全球性因素对各经济变量的解释力度随着时间的变化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没有证据表明它已成为系统更重要的因素。全球性因素引起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部分改变，然而，全球性因素在中国不同经济变量响应货币冲击中有着不同的影响，由于全球性因素，某些经济变量对货币冲击的调整幅度和方向、持续性反应和时滞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然而，全球性因素并没有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系统性、根本性的改变。

近年来，我国物价水平不断攀升，通胀压力不断加大。什么原因导致我国物价水平上升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从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速度角度，采用平滑过渡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1996年以来的月度数据，研究了货币与物价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论表明：货币供给对物价的影响依赖于经济所处的状态（高通胀和低通胀两种不同的状态）；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会导致物价同方向变动，且不依赖于经济状态；应对物价变化，我国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的时滞。

多数文献研究认为股票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因此货币政策的调整可以通过股票市场达到预期目标。本文通过构建实际利率、货币供应量变动率和上证综指收益率的三元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施加长期约束，检验结论有利率不是纯粹外生于经济系统的变量，具有一定内生性，应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央行调节利率干预股市的效果要好于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干预效果，所以央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以利率为主；我国股市市场化程度不高，不能反映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

文章从我国当前银行体系制度约束的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建立面板门限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紧缩性政策下，我国银行个体特征决定贷款行为差异性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在以资产主导型的盈利模式，较为宽松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和完善的银行间同业市场制度的约束下，如果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越高，可能会面临较高的外部融资成本，并且贷款下降幅度较大。反之，如果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大，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越低，就会面临较低的外部融资成本，而贷款下降幅度较小。这也就意味着，由银行个体特征所引致的贷款行为差异性，有可能会弱化货币当局通过银行贷款渠道传导紧缩性政策意图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