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构建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与实体企业三部门联动理论模型，从信贷资源配置视角揭示赋予地方政府正式举债权如何影响企业融资。在此基础上，以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匹配2010-2022年我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债改革对企业违约风险具有显著缓释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债改革能够抑制融资平台对信贷资源的刚性挤占，推动信贷资源从融资平台向一般企业重新配置，进而通过提升信贷可得性、缓解流动性约束以及降低融资成本、纾解偿债压力双重路径缓释企业违约风险。对于非国有控股、融资约束较强、短债长用较严重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地方债改革的风险缓释效应更加突出，表明地方债改革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融资主体具有更强边际改善效应。本研究为理解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实体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健全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营造公平稳定的实体融资环境提供了政策参考。

货币结构研究长期存在一个核心困惑：1999-2019 年M1/QM存量比始终稳定在 1:2，2020 年后却出现持续性失锚。现有研究大多聚焦M1/M2增速剪刀差的短期周期特征，普遍忽视存量资金收支的底层约束，同时资本收益率与融资成本的核算口径混乱，导致不同研究结论缺乏可比性。本文构建居民-商业银行-实体企业三部门时变参数 DSGE 模型，采用白重恩（2006）国民核算法范式，采用MPK与全实体WACC对偶口径，提炼得到M1,tre,t=QMtrd,t这一收益等价核心恒等式。依托1999Q1-2026Q1跨国时序、全国年度、中国31省份季度面板三层数据，综合多套识别策略，分国别测算资本收益倍数Kt的破裂临界值：中国 1.801、日本 1.785、德国1.922，混合样本临界值1.803可作为类似制度特征工业化经济体的参考基准。当Kt跌破临界阈值时，存量货币持续从经营性活期向定期沉淀。纠正“单纯依靠放宽银行信贷供给就能改善货币结构、降息万能、紧盯历史比值调控”的政策误区。量化测算结果显示，累计新增 11.23 万亿元实体利润可修复收益闭环，经济体将自发形成适配现行制度的全新货币均衡比例。

本文探讨了区域壁垒对中国城市银行竞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壁垒和地理壁垒都会导致不同城市间的银行竞争水平存在差异，但影响程度随时间在下降，不同区域壁垒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国有银行天然具有跨区域经营的特点，因而呈现出差异性的结果。具体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受文化壁垒影响，而不受行政壁垒影响；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受行政壁垒影响，而不受文化壁垒影响。行政壁垒会影响银行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但文化壁垒的作用并不显著。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时期，应构建结构合理的银行市场体系和分工协作的银行机构体系，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服务于资本在全国的最优配置，中小金融机构聚焦当地实体经济，结合当地文化开展业务创新。

影子银行监管政策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面临流动性约束和影子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4-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银行理财产品视角探究影子银行监管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贷款数据识别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关联，并结合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据构建企业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敞口指数。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前对银行理财产品敞口较高的企业在此后的信贷可得性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无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与银行信贷关联较为单一的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前对理财产品依赖程度较高的银行在此后的非流动性资产持有比例显著降低，资产端流动性囤积水平明显上升，该效应通过银企信贷关联传导至企业并导致其信贷可得性降低。本文厘清了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发展金融科技的根本目的。本文在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上市银行年报进行分析，测度银行个体层面金融科技水平基础上，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银行贷款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此考察金融科技对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尽 管显著提高了零售贷款供给，但是对实体贷款供给产生了挤出效应，并且该挤出效应对于放贷资金紧张的商业银行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挤出实体贷款与银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一致，是银行出于增加收益、减少损失和降低风险的理性决策行为，表现为在零售贷款相对于实体贷款收益率更高、实体贷款不良率更高以及风险资产率更高的银行中，该挤出效应更为明显；同时，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能够显著降低总贷款的不良率和显著提高总贷款的收益率。进一步的证据还表明，该挤出效应对于拥有手机 APP的银行，在数字金融素养高和贷款需求旺盛的区域，以及在消费者信心指数高的宏观环境下也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影响贷款配置的视角揭示了一个金融科技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潜在负向效益，有助于深入理解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在监管层面为促进我国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和政策建议。

金融科技是增强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引擎，但商业银行与科技公司合作发展金融科技的模式存在明显的委托代理问题。本文在手工收集并人工判别每家银行与科技公司合作情况的基础上，以 2011—2019 年间 334 家区域性银行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 PSM-DID 模型，实证考察了合作模式对商业银行的经济后果，给出了支持委托代理观点的证据：合作总体上会降低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提高不良贷款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结合合作双方特征和业务与技术合作的对比分析，针对委托代理问题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当作为代理方的科技公司能够自营贷款业务或同时与多家银行合作时，或者当委托银行的金融科技实力或话语权较弱时，委托代理问题及其负面影响更明显；代理问题主要存在于以联合贷为代表的业务合作中，而能够显著提升银行金融科技能力的技术合作对银行经营表现并无负面影响。本文不仅立足科技驱动金融创新的独特情境，拓展了金融中介委托代理问题的理论研究，还为科学评价商业银行选择不同模式发展金融科技的经济后果和为监管层密集出台相关政策的必要性提供了参考依据。

在我国城投债市场中，商业银行是主要的投资者与承销商。本文认为，城投债承销业务中存在收益与风险相分离的现象，即承销银行获得了承销收入，而债券违约风险主要由投资者承担，这也激励银行积极开展承销业务。而城投债的投资者以商业银行为主，因此加剧了银行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2009-2019年23家银行及其承销的2476支城投债的季度面板数据，对该风险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证实（1）城投债利差对承销银行以及银行系统性风险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银行承销业务的地理集中度会影响城投债的风险溢出效应，且短期与长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3）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缓解城投债的风险溢出效应。因此，建议进一步明确银行承销业务的责任，避免承销产生的风险外溢。其二，应避免银行城投债承销业务的快速扩张，并稳步构建合理的城投债承销网络。其三，优先化解经济下行地区的城投债风险，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形成。

本文从监管套利的角度对中国商业银行发行绿色债券的动机进行实证研究。控制了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影响后我们发现，流动性越差的商业银行越有可能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融资。此外，门限回归的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对于商业银行发行绿色债券的数量存在某一“门槛效应”，当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该“门槛”时，商业银行发行绿债的数量不受其流动性状况的影响，但当资本充足路高于该“门槛”时，商业银行发行绿债的数量与其流动性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流动性差的中国商业银行更愿意承担更高的绿债发行成本进行融资。市场现状显示，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政策环境为商业银行的监管套利提供了空间。本文的结论为监管部门改进绿色债券的发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将金融资源用于扶贫工作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常用手段。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也普遍利用财政扶贫资金设立的“风险补偿金”作担保，激励商业银行向贫困户发放扶贫贷款，但其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不容忽视。本文从理论上描述了使用金融杠杆模式进行风险补偿的原理，并分析了其绩效和激励问题，以此探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农户扶贫工作中缺一不可的作用机制：最优的“政府与市场”的组合模式也依赖于不同的目标和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参数。通过分析和比较，本文发现金融杠杆模式可以达到最高的贫困户福利，实现比直接扶贫模式更高的社会总福利，但无法达到风险分担模式对应的最低扶贫成本。如果存在道德风险，杠杆模式也可以解决银行的激励问题：对于某些特定属性的扶贫项目，政府只需要适当增加杆比即可激励银行付出努力。

国有股权在我国地方性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要准确分析银行关联贷款问题，必须纳入对国有股东行为和动机的考察。本文使用国内较为全面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关联贷款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国有股权对关联贷款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结果表明，地方性商业银行国有股权占比越高，关联贷款的规模越大、价格水平越高；这种影响的潜在机制是地方银行信贷投放偏好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而非地方政府利用国有股权通过低价关联贷款掠夺银行利益。本文是对地方性商业银行关联贷款与股权结构的首次系统研究，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