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面临“资本外流”与“通缩压力”并存的独特现象，即国内货币购买力上升（通货紧缩）与对外汇率持续承压并存。这种“内升外贬”现象与经典经济学理论的购买力平价说相悖。为应对这一现象，文章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包括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收入对冲机制、推动“商品+服务”双顺差、打通政策孤岛、构建内外联动制度体系、实施资本管制的“非对称开放”、开启跨境支付新赛道等。这些措施旨在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向规则输出型转变，从被动防御向主动造局转变，最终实现经济发展范式转变。

摘要：本文首先简略分析了股票市场定价的发展，认为当今金融市场的股票定价方式没有完全反映出市场交易中的核心活动，即买卖双方博弈信息。在金融和商品全球化的时代下，应以复杂经济的动力学视角来看世界，以均衡博弈为新框架来观察和度量金融市场的交易，促成新的股票交易理论和技术体系。以股票买卖交易为例，当我们将时间因素抽出去，股票价格不再按时间序列排列，而用交易额与成交价格内积构造形成一个新的序列集，这样就强化了数据特征。利用强化（累加）数据序列，在本文提出的中式棋盘格坐标系中，利用复杂系统的粗粒化提升法，将成交额的序列数逐个累加，回归成买卖交易的两条单调递增曲线，然后求解到买卖曲线交点，这个交点所对应的价格就是均衡博弈价格，均衡博弈价格是一个二维的指标，它不仅有大小而且有方向（涨跌），这个博弈交点能够通过非线性动力学方程推导证明它是均衡条件下博弈的一个半稳定点。这样股票市场的定价方式除了当前以统计平均的方法，又有了以博弈为动力的定价方法。 均衡博弈定价方式能够衍生出很多股票交易的指标，如：日线、周线、月线等等，这当中最基础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一个是“引”用ϕ表示，代表当天交易的涨跌和优势占比大于50%上涨占有；小于50%下跌占优。另一个是“势”用λ表示，代表一只股票涨跌的趋势。λ是一个股票买卖趋向指标，代表一方确定性的程度，确定性越高λ越小；确定性越小λ越高。当股票买卖趋向一致时，这个指标会收敛至一个常数0.666~0.525的区间。 本文中也给出了博弈价的应用实例，讨论了棋盘格坐标。另外，还探讨了复杂系统在金融其它方面的应用，例如虚拟货币。

自由贸易协定建设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与世界互动的重要举措。文章选取2000—2018 年全球 134 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基于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构建各国（地区）与中国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指数,继而检验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能显著降低其与中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即相比于没有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和中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减少了 23.07%,此效应主要体现在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低于中国的国家（地区）上。究其机制,该效应源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显著提高该国（地区）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减少该国（地区）与中国进出口商品种类的差异。进一步将上述效应与美国、日本、巴西、俄罗斯进行对比后发现,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缓解效应并不具有普遍性,因国家（地区）而异,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缓解效应大于其他四个国家。文章的研究结论有效地反驳了“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观点。

本文从金融市场视角研究了法币改革的背景和经济影响。基于“南京十年”期间的资产价格高频数据，我们发现，与银本位相比，信用本位下不仅短期利率更加平稳，长期利率也大幅下降了，并且利率行为变化时点与法币改革吻合。这表明管理得当的信用本位不仅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明显优于商品本位，而且在稳定长期通胀预期方面也并不逊色。这有助于认识货币政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并为货币本位选择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伴随资本账户开放和 QDII 重启，跨国资产配置强化了国际原油、国内大宗商品和股市收益的联动性。考虑到各市场间的内生性关系，本文在贝叶斯框架下构建了结构式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实证分析 2007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的三市价格收益的立体时变关系。研究发现，QDII 重启后，跨市组合投资使三市统一体系的总体溢出效应受到强化，系统的联动效应增强，而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和股市在体系内的影响地位也有所提升。同时，结果表明，国内两市收益对国际油价上涨的脉冲响应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时变特征，在牛市阶段，两市收益的脉冲响应表现为正效应，而在熊市阶段则体现为增强的负效应。其次，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在不同市场周期均体现为正效应，而对国内股市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存在正负转变特征。最后，国内股市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基本为正效应，但在流动性萎缩阶段，股价上涨在短期对油市资金存在“虹吸效应”会对油价产生负影响；而国内股价上涨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均为正效应，并且稳健可持续的“慢牛”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正影响表现更加稳健。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现阶段增强国内两市抗风险能力和提升在国际市场影响力的若干建议。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通过从我国22种商品期货提取隐含的便利收益率时间序列，我们发现，期货市场的便利收益率的前两个主成分可以在样本内和样本外显著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率。在控制了利率、M2货币增速等因素的影响后，这一结果仍然成立。我们也用南华商品期货综合指数、南华商品期货各品种指数、南华商品期货大类指数，以及美国商品研究局商品期货指数对我国通货膨胀率进行了样本外预测，结果表明这些指数对于预测我国通货膨胀率同样效果显著。基于商品期货价格的预测模型都明显优于本文的基准模型和朗润预测指数。这表明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包含了与通货膨胀率相关的重要信息，可以作为未来宏观形势走向和政策实施的重要参考。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 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 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 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 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 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 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 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 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 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 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提 要：简要分析了传统商品货币五大职能在法币金融体系中的演化、突出强调了法币征税与分配新职能、简介了几种代表性货币锚理论、提出基于平均劳动生产率货币锚理论的超主权货币新金融体系建设设想、分析了法币悖论原因及其法币多样化管理策略、同时强调了用好法币的几个基本条件。

通过分析商品产业链及相关的投入产出，本文认为：任一商品在其产业链中实现的GDP之和，与该商品的最终售价相等，故消费对GDP的具体影响较为简捷；投资对GDP的影响则较为复杂，因其受制于相关投入产出率、资本有机构成、最终消费状况等因素；运用现代计算技术，对众多商品产业链进行分析，可准确测算其中的消费、投资对GDP的具体影响、相关实体经济的货币需求量等，使相关宏观数据的基础更为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