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 Log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分别对有住房样本和持有风险资产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对家庭住房资产持有和风险市场行为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住房资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可能性呈倒 U 型关系，而对于已经参与风险市场的家庭来说，住房资产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其风险资产的相对规模；另外，对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来说，住房资产对风险市场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低收入家庭住房资产的增加对风险市场进入概率和风险资产持有相对规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中等收入家庭住房资产影响不显著，而高收入家庭住房资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可能性呈倒 U 型关系，且会显著降低其风险资产的相对规模。

准确度量货币政策是研究货币政策经济影响的重要前提，也是货币当局进行政策制定和与市场沟通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部分法定准备金率制度下现代信用货币派生和调控机制 构建 “潜在货币上限”和 “超额货币增速 ”两个指标系统度量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扩张力度和市场对于货币宽松程度的感受。我们发现 “潜在货币上限增速 ”作为货币政策扩张力度指标 其对从量的货币中介指标如社融增速和M2增速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而 “超额货币增速 ”作为货币政策 宽松幅度指标，其对银行间市场价格类货币中介指标 如 3个 月Shibor利率和7天回购利率具有显著引领作用。通过进一步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潜在货币上限 ”和 “超额货币增速 ”对于主要货币中介指标都有明显优于其它常用预测指标的预测效果。在此基础上我们 使用这两个指标为经常困扰资本市场的“央行阔表是紧缩，缩表是宽松”现象提供了一个有效解释并借助VAR分析深入探讨了货币政策对于信用扩张和市场利率的动态效应。本文为货币当局进行政策 制定和与市场沟通提供了有效工具。

普惠金融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采用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国家统计局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金融的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地域异质性。首先，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削减效应。其次，引入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普惠金融对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起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生活水平对环境污染的正向中介效应，仍会造成污染加剧。然后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边远地区，普惠金融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最后进行总结，填补普惠金融领域的研究空白，为政府在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协同生态环境提供启示与建议。

依托中国省域层面的保险经营数据及世界价值观大型社会调查数据，我们将信任与保险销售之间的关系开创性的从两个角度——“值得信任”与“信任他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信任对地区财产险销售业绩具有不同的影响。在回归分析中本文采用了相对滞后的信任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以体现商业信誉为主的“值得信任”变量对地区财产险销售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风险承担更为敏感的“信任他人”变量则对地区财产险销售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既有的文献结论类似，财产险经营与地区信任的关系并不适用于人身险。

本文探讨了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原始股东限售锁定期制度影响私募股权机构退 出行为决策、进而影响企业上市前后盈余管理行为以及上市后短期内市场表现的问题。论文首先 从私募股权机构最大化其声誉资本的角度，建立了适合创业板现状的上市前后盈余管理决策模型， 认为私募股权机构在面临限售锁定期制度时会通过在上市前压低盈余水平，产生较高的IPO 抑价 现象来吸引二级市场证券分析师和投资者的关注；继而通过上市后释放盈余业绩，满足或超出投 资者的预期，产生年报公布期间的超额非正常回报现象来再次吸引资本市场的关注；最终达到稳 定或抬高上市后股价的目的，以便在锁定期解禁后实现减持套现。本文采用截至2011 年10 月的 创业板数据，对私募股权持股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IPO 抑价程度、信息动量效应、 年报公布效应、解禁后市场估值以及解禁后短期内减持情况等进行了统计对比、回归分析和事件 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

现代投资理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高风险要求高回报，但对国外发达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发现，低风险公司的股票能实现比高风险公司的股票更高的收益，这一现象被称为“信用风险悖论”。为检验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同一悖论，本文试图用上市公司信用评级作为风险衡量指标，分别使用组合分析法，个股的Fama-MacBeth横截面和面板回归分析，研究中国A股上市公司信用评级和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本文发现“信用风险悖论”在中国股票市场并不存在。这一发现不依赖于经济周期和市场的变化，亦不依赖于模型和方法的选取。另外，信用评级作为除被评级对象和投资者之外的第三方，确实能提供给市场更多信息。

结合74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数据，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t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以金融监管集中程度为因变量，6类影响因素为自变量的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影响因素模型。研究表明，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一国的经济规模以及政府制定、执行和完善政策的能力对一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会产生显著影响；与我国的现实选择不同，自从我国2003年实行分业监管改革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金融体系的不断深化发展，对实施部分统一监管模式的需求概率值一直很高，统一监管模式的变革趋势日益明显。在我国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现阶段宜采取牵头式的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的综合监管模式，待条件成熟时将监管模式由牵头模式过渡到统一监管模式。

噪音交易是影响股票收益的重要风险因素，对于那些套利成本较高、噪音交易活跃的股票，噪音交易者需求变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以我国个体投资者2006年-2011年的交易数据为样本，发现他们更偏好对小规模、高账面市值比、低价格、高收益和高特质波动的股票进行交易，且其对股票的需求变动存在显著的系统相关性。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个体投资者需求变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程度与其交易偏好显著相关，此结论为噪音交易影响资产价格提供了实证支持。

由于投资赌博对象无法直接观测，故本文借鉴Bali, Cakici和Whitelaw（2011）的方法，运用月度日极端正收益来衡量。运用1997年至2011年这15年的样本数据，本文发现投资赌博特征强的股票未来收益相对更低，而这一收益差异并不能被资产定价模型所解释。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在控制组合收益后，极端正收益变量，不管在整体区间，还是分样本区间，都显著影响未来收益，但这一显著性按照时间区间划分比较看，出现逐渐降低。而当控制了偏度与换手率变量后，极端正收益变量对未来收益的影响并不显著，从而得到极端正收益对未来收益影响的原因所在。

随着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迅速增长，对于债券定价的各类研究变得日益重要。关于定价和利差的解释，国内外研究集中在违约风险（反映为信用利差）和流动性风险（反映为流动性利差）方面。国内银行间企业类债券市场为商业银行主导的市场结构，存在交易商协会注册制和发改委审批制两大体系，发行人主要为国有企业和投融资平台。限于发展时间较短，历史市场价格和违约数据积累不足，给研究分析带来了诸多困难。 本文以实践角度出发，提出了“企业类债券收益率=同期限无风险利率+信用利差+流动性利差+其他因素（例如税收利差）”的分析范式。在一级市场，本文发现：1、交易商协会发布的“指导定价”是发行利率的决定性因素；2、债券种类和结构会影响债券发行利率，企业债券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发行利率明显高于其他同评级债券，但债券回售和赎回条款未被有效定价。在二级市场，本文选取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作为无风险利率，对3-5年中期票据的收益率进行回归分析。结论为：1、国内中期票据收益率大部分可以由无风险利率和信用评级所解释，税收因素也在债券交易定价中得到了反映；2、3年期中期票据信用等级每降低1级，收益率大约上升42.5bps；5年期中期票据信用等级每降低1级，收益率大约上升45bps；3、高评级债券的收益率变动能被无风险利率收益率变动解释的程度要高于低评级债券的收益率变动；4、宏观资金面紧张时，企业类债券的信用利差和流动性利差倾向于上升。本文还选取了铁道部发行债券作为实际案例，就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对铁道债的收益率变化的影响，以及财税支持行动的效果进行了简要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最后针对投资银行的业务发展提出了两点意见：1、抓住金融脱媒机遇，大力布局债券承销、资产证券化和资产管理业务；2.发展银行间做市业务和定价模型，提升交易和销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