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金融稳定是目前中央“六个稳定”政策中的重中之重，系统性金融风险关乎经济发展。本文手工整理了 2010 年~2017 年非上市银行数据，利用集成机器学习（Ensemble ML） 技术测算中国 5 家国有商业银行、12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及 103 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弥补了V-Lab 仅包含部分上市银行的缺陷。发现：总体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各年度平均有 25%以上的急速增长，2016 年底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效控制了这一上升趋势，2017 年显著下降 10.3%；SRISK 份额最高的 5 大国有商业银行仅占 54.78%，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份额不断上升、已成为中国系统性风险的潜在累积点；区域性演进上呈现向东南沿海积聚的特点。控制区域性发展的回归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出现和上升的影响机制：总资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大而不能倒”的观点；杠杆率和期限错配是重要影响因素，银行的杠杆率降低 1%，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显著下降 0.2%，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概率下降 0.84%，上一年度出现风险的银行该年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下降 0.5%，支持了“降杠杆”政策，且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降杠杆的效果更显著；提高流动性有利于显著降低系统性风险，但调控效果没有降杠杆强。最后利用国家层面和省际层面累计的系统性风险，发现金融风险对经济增长的确存在显著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肆虐，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形成，对金融环境造成较大冲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成为首要任务，信贷资产风险是金融风险的关键，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力量，信贷资产风险管理面临重大挑战。本文聚焦国有商有银行信贷资产现状、分析信贷资产风险成因、提出风险防控对策，介绍中国银行临沂分行在化解信贷风险方面的成功经验，期望对信贷风险管理有所助益。

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到底是出于声誉还是绩效考虑？本文在理论论证传统普惠金融模式对商业银行的负向激励与信息化普惠金融改进银行绩效的机制基础上，以某大型商业银行信息化普惠金融县域层面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与网点扩张型普惠金融模式相比，信息化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和成长性，实现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进而提出商业银行信息化普惠金融发展的建议。

：本文手工整理了2010 年~2017 年非上市银行数据，利用集成机器学习技术测算中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弥补了V-Lab 仅包含部分上市银行的缺陷。发现：总体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2016 年底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效控制了这一上升趋势，2017 年显著下降10.3%；SRISK 份额最高的5 大国有商业银行仅占54.78%，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份额不断上升、已成为中国系统性风险的潜 在累积点；区域性演进上呈现向东南沿海积聚的特点。控制区域性发展的回归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出现和上升的影响机制：资产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大而不能倒”的观点；杠杆率和期限错配是重要影响因素，银行的杠杆率上升1%，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显著上升0.34%，支持了“降杠杆”政策，这一结论对是否是系统重要性银行都稳健；提高流动性有利于显著降低系统性风险，调控效果没有降杠杆强，但对小规模银行更有效。我们还观察两个银行机构特征，银行主动承担风险使得银行自身系统性风险上升，帮助企业发现债券没有显著影响基本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也不会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后利用省级和城市层面累计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质量的确存在显著负作用，风险上升的省份和城市经济作用更显著，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关乎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构建商业银行竞争力指数对中国14个代表性上市商业银行8年的竞争力水平进行测度和比较，发现加入WTO后，各个银行在2002-2006年间的综合业绩增长缓慢。国有商业银行在剥离大量不良资产后，其竞争力有所提升，但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还有一定差距；选取面板数据进行逐步回归检验，发现流动性能力、盈利能力、公司治理能力、资本充足度等传统因素对银行竞争力影响显著，而高级要素科技创新、业务结构等对银行竞争力的恭献度不大。

近年来，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化、金融互联网化趋势已愈演愈烈。与过去相比，传统的银行业经营环境正变得更加动态化、更加难以预测。因此，银行加强自身战略研判能力，对适应银行业竞争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研究部门的演变历程，并选取了18家城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部门的职能定位、人员构成以及组织模式变迁等方面的情况，最终指出了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部门组织模式的发展路径。

　　近年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治理结构不断优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框架，具体体现在治理中的政府过度干预、党组织的监督职能、传统文化对治理的深刻影响、独特的内部监督机制等方面。然而，其还存在包括国有股份“一股独大”、内部监督机制存在缺陷、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治理模式有待改进、缺乏法治环境和治理文化、外部治理环境与内部治理难以匹配等问题；今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改进还有赖于逐步改革股权结构、完善内部监控制度、转变治理模式、发展外部市场要素、加强法治建设和培育治理文化等重要途径。

2001年“入世”以来，通过股份制改革等措施，我国商业银行取得了快速发展。与 此同时，商业银行海外并购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商业银行的海外并购为我国 企业“走出去”树立了积极的榜样，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为我国融入全球化、提 升国家竞争力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如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海外并购依然 面临着受国际金融和贸易环境的限制较大、风险评估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人才 的短缺和国内法规和体制难以与国际对接等问题。

房地产信贷是维持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的支柱。入世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房地产 信贷业务突飞猛进，同时也潜伏着不少的信贷风险。纵观入世以来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变动情况，我们可 以发现，房贷余额的增速快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增速；房贷余额占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比例一直居高 不下；房贷业务受国家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较大；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房地产贷款余额比重较大， 且增幅远远高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增幅。因此，政府要正确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积极开拓新型融 资模式和工具，继续推进商业银行改革。

信用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居主导地位，但其传导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扩张性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目前主要体现为中央银行难以控制或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 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证实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畅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格局及其无利润约束行为有 关。国有商业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发展的不对称导致信贷配给和局部信贷萎缩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 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用。因此，增加有效信用供给，发展非国有金融部门和非国有中小银行是提高我国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