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阐明了一个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大股东掏空的理论机制，并以地方市委书 记变更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 市委书记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掏空行为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影响关系在 两权分离度较高、终极产权为非国企、盈利稳定性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来看，大 股东掏空是导致政策不确定性下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在职消费增加的主要原因;在 受到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大股东基于私利的利益侵占行为挤出了企业实体投资。此外，大 股东掏空具有明显的择时效应，仅在地方市委书记更替当年、下一年其具有较为显著的侵占 行为。本文研究结论显示，因地方领导人变更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推动大股东利益侵占的重要 外部原因。

Hermalin和Weisbach(2012)表明股东支付给管理层更高的薪酬能提高其披露信息的质量，而Gelb和Zarowin（2002）发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能增加股价信息含量。但本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与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本文模型将其归因于股东在（薪酬，披露信息质量）博弈中讨价还价能力的丧失。进一步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推断，明晰产权、增加管理层持股以及提高公司整体治理效力都能显著降低管理层的薪酬和股价信息含量的负相关性。此外，作为类比，本文也发现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与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必须先完善治理结构，才能通过薪酬激励管理层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Hermalin和Weisbach(2012)表明股东支付给管理层更高的薪酬能提高其披露信息的质量，而Gelb和Zarowin（2002）发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能增加股价信息含量。但本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与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本文模型将其归因于股东在（薪酬，披露信息质量）博弈中讨价还价能力的丧失。进一步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推断，明晰产权、增加管理层持股以及提高公司整体治理效力都能显著降低管理层的薪酬和股价信息含量的负相关性。此外，作为类比，本文也发现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与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必须先完善治理结构，才能通过薪酬激励管理层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基于目前对在职消费的经济后果研究不足的现实，本文在激励约束理论的框架下构建了关于在职消费与融资约束的理论模型，认为由于在职消费可以带来私人收益而引致道德风险，从而影响企业的融资条件。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从1998年到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采用基于后果的随机前沿度量方法对融资约束进行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具有较高在职消费的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并且该类型企业的融资约束财富临界值也较高。

本文在代理成本理论的基础上，着眼于我国高管薪酬管制及公司并购的特殊制度背景，以1999－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公司高管发动的并购行为与谋取个人私有收益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已经成为高管谋取私有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发动并购行动高管获得了更高的薪酬与在职消费，而高管发动并购事件谋求在职消费的私有收益动机最为明显。本文还发现，目前我国的制度环境下管理者持股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管理者持股能够缓解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发动低效率并购的行为。

由于管理者与股东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当公司存在自由现金流量时，管理者可能会：或超额在职消费、或过度投资、或闲置。因管理者为己谋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股东财富的损失，就是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根据美国财务学家Jensen的思想，参考现有研究，本文设计了自由现金流量的度量方法，利用我国775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闲置资金、过度投资和随意性支出都显著地与自由现金流量正相关。自由现金流量越多，就意味着代理成本越高，自由现金流量可以作为代理成本的表征变量，自由现金流量必须予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