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建立一个含有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意愿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将货币政策目标和金融稳定目标纳入统一的政策目标分析框架。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单一货币政策目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具有完全替代性；当且仅当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充分协调时，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政策效果。

目前大家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讨论很多，但基本上都局限在静态的分析层面。本文试图从动态的视角对经常账户失衡的产生根源、福利后果以及调节机制进行经济学意义上的诠释。具体而言，我们首先从经常账户失衡的现状出发，借助开放经济下跨时均衡的动态分析框架，考察影响消费和投资行为的关键因素以及世界利率的决定，然后探讨了经常账户的跨时变化以及由生产率提高引起的国际利益分配问题。最后，本文还将模型的理论结果与当前的现实相联系，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重新考察了Elbadawi（1994）模型中吸收率的决定因素，认为Elbadawi（1994）模型只是从需求角度对吸收率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论证。因此，本文从供给角度运用Balassa-Samulson模型对Elbadawi（1994）模型作了改进，引入了生产率因素，解决了吸收率的内生决定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均衡分析的思路，本文得出了均衡吸收率的决定因素，从而证明了相对生产率与Elbadawi（1994）的相容性，为均衡汇率的测算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本文基于BEER通过1980-2007年的季度数据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进行了测算，证实了扩展的Elbadawi（1994）相对于其它模型的优越性。

　　行为金融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它是临床医学中的心理学与经济学中的金融分析相结合的产物，针对经典金融学理论的理性交易和有效市场假设提出了质疑。金融市场上一个又一个的“谜团”都无法用经典的金融学理论来解释，很明显，无套利均衡思想中的交易者“绝对理性”和“永远理性”都是不现实的。那么，如何测定理性的“量”，理性能够维持多“久”，本文将试图通过将理性本身作为一种产品进行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从而得出有创新性的结论。

　　行为金融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它是临床医学中的心理学与经济学中的金融分析相结合的产物，针对经典金融学理论的理性交易和有效市场假设提出了质疑。金融市场上一个又一个的“谜团”都无法用经典的金融学理论来解释，很明显，无套利均衡思想中的交易者“绝对理性”和“永远理性”都是不现实的。那么，如何测定理性的“量”，理性能够维持多“久”，本文将试图通过将理性本身作为一种产品进行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从而得出有创新性的结论。

运用博弈论对我国价格监管工作进行了博弈分析，基于博弈均衡分析，运用模型对当前价格监管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了解释，提出了价格监管政策建议，以期完善我国价格监管体制。

本文采用社会核算矩阵技术，从一般均衡分析角度，以2005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为冲击对象，在以实际有效汇率为基础形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假设前提下，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情景分析，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贸易顺差状况，同时，可以改善自1999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状况恶化的现状；第二，FDI对人民币升值呈中性特征，但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游资具有一定的吸引作用；第三，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结构升级；但是，人民币升值有可能会加大贫富差距，对当前的严峻就业形势无疑会“雪上加霜”；第四，人民币的升值对提高政府收入水平、增加中国的总体经济的存量水平是十分有利的；第五，人民币升值无论是对采用支出法还是采用收入法计算得到的GDP的影响都不大。

本文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供需理论，分析了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需求、供给以及均衡特点，由此得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得轨迹是国家效用函数和政治银行家的个人效用函数的统一。

全流通过程中必须首先考虑今后拟新发行上市公司的全流通安排――发起人股流通要分步进行，从源头上阻止更多的非流通股进入市场；而老股全流通也必须同时考虑。全流通以考虑市场主体各方实现多赢为准则，用制度的形式对原来的流通股股东加以补偿，补偿方案及其比例的确定是全流通实施成败的关键。因此，需要探索如何以对市场冲击最小的方式合理解决全流通问题。 全流通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变革，有关方案的设计和制度的安排，必须充分考虑市场主体各方权益价值的均衡。这些均衡主要包括有⑴全流通新发行过程中发起人股东与一般公众股股东之间的权益均衡；⑵老股全流通过程中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均衡；⑶新发行全流通安排与老股全流通安排所引起的市场连续性问题；⑷当前处于分割状态的不同身份股东在全流通安排中的利益均衡。只有解决好这些均衡，才有可能取得多赢效果，全流通实施才能够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