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某大型销售平台推出旨在引导个人投资者科学投资的优选基金服务为场景，探讨数字时代的投顾服务对基金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优选服务推出后，优选基金的资金净流入显著增加，平均每季度较配对基金高11.3%。然而，优选基金的价值创造却显著下降，以Jensen Alpha度量的超额收益平均每季度较配对基金低1.2%，考虑管理规模后的价值增量低4339万。而且，服务推出半年内，资金净流入越多的优选基金，业绩下降幅度越大。进一步地，本文从基金经理调仓能力、管理积极性、交易冲击成本三个维度探讨了优选基金业绩下降的机制表现。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数字时代的海量用户情境下，投顾服务易产生网络负外部性，导致其投资策略出现非预期的收益衰减。这一发现对探索投顾服务数字化的规律具有重要启示。

如何合理评价基金业绩是满足培育一流投资机构这一国家重大需求的重要议题。现有的基于传统资产定价方法所构造的因子无法满足大数据时代高维特征决定基金业绩的市场环境。本文创新性地运用前沿的工具主成分分析法，从28个与基金业绩有关的特征中提取出隐性定价因子。本文发现，五因子隐性模型对基金和基金组合业绩的整体解释力度在样本内分别达到了81.85%和99.82%，这一整体解释力度在样本外分别为79.53%和99.74%。本模型对基金和基金组合的解释力从整体、时序、截面和相对误差每个角度都优于传统的显性因子模型。在识别隐性因子过程中，基金持仓股票的市值、换手率、营业利润、过往表现和基金过往业绩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隐性因子部分的定价能力同通货膨胀率、国债利率、宏观杠杆率、股债市场流动性和工业生产不确定性等常见的宏观周期波动有关。最后，基于以上发现，本文认为应当利用大数据多元化基金业绩度量体系，以优化散户投资者基金资产配置效率。

我国共同基金市场的规模在近十年急速扩张，而对于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谁是决定基金业绩的重要因素的问题仍存争议。本文基于1998-2021年的共同基金、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数据，采用Abowd, Kramarz, and Margolis （AKM）提出的方法和Mover Dummy Variable（MDV）方法，利用移动者提供的流动性，分离识别了基金经理（人才）和基金管理公司（平台）的固定效应。研究发现在决定基金业绩方面，人才比平台更重要，且重要至少9倍。在不同市场环境中，熊市中人才变得更加重要。在基金类型方面，相对于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和混合型基金受人才的影响更大。根据业绩分层，在业绩较好的基金中，人才较平台更为重要，而在业绩较差的基金中，平台的重要性相对提高。通过分析不同跳槽方向的基金经理，发现研究结论不受人才与平台之间依据业绩和业绩差异匹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基金从业者、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者在选择平台、人才、基金等方面均有指导意义。

截止 2022 年 1 月，中国公募基金管理资产 25 万亿，基金数量已超过 9000支。虽然管理资产规模只有美国公募基金行业的 1/9，但中国基金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中国公募基金行业表现出强烈的发行新基金偏好。我们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在基金发行中的巨大渠道优势以及对于基金托管业务的重视。基金公司为了获得更大的银行客户群，在不同银行发行新基金并托管是一个重要手段。过度发行基金造成权益类基金经理平均管理 2.6 支基金。比较同一个基金经理管理的新老基金，我们发现新基金年化收益率平均优于老基金 1.5%-2%。当一个基金经理发行了新基金后，其管理的老基金表现出现下降。由于新基金的资金流入更加依赖其近期表现，因此基金经理有更强动机提升新基金业绩。我们的发现对于规范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加强投资者保护提供了依据。

基于条件在险价值(CVaR)建立新的基金业绩测度指标，该指标在理论上拓展了经典的夏普比率。在正态分布下，该指标是夏普比率的增函数，二者对于基金业绩排名是一致的；在非正态分布下，该指标克服夏普比率没考虑高阶矩、不满足随机占优单调性的缺陷，能给出更为合理的基金业绩排名。利用方差法、经验分布法和核估计法对新指标进行估计，蒙特卡洛模拟结果表明，方差法仅在正态分布下有效，在非正态分布下其估计结果存在系统性偏差；同属于非参数方法的经验分布法和核估计方法在任意分布下都具有大样本性质且估计精度相当。最后运用新指标对我国开放式基金的业绩进行测算和排名，结果显示：当各基金的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差异较小时，夏普比率和新指标给出的基金业绩排名基本一致；而当各基金的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差异较大时，二者给出的基金业绩排名差异较大，新指标因考虑了高阶矩信息给出的排名更为合理，这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

我国基金业绩的“此好彼坏”和“同涨同跌”现象引人关注。本文基于我国61家股票型基金2004年6月～2008年3月的16个季度数据，采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分别检验了造成我国基金业绩“此好彼坏”和“同涨同跌”的原因，发现：(1)基金业绩在时间序列上变动主要由战略性资产配置决定，战术性资产配置和基金经理更换对其的解释力很低，所以基金业绩表现为“此好彼坏”；(2)基金业绩在横截面上的差异主要由基金经理特征不同带来，战略性和战术性资产配置的贡献程度不高，这带来了基金业绩的“同涨同跌”。

基于我国61家股票型基金2004-06~2008-03的16个季度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对 数据进行了探索性建模,研究了政策性资产配置和基金经理对基金业绩的贡献。主要发现有:①政策性资 产配置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显著,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基金资产配置能力提高1%,约能提高基金 业绩0.8%;②基金经理的学历、年龄、从业时间和从业背景对基金业绩的贡献显著,但贡献度不大;③基金 业绩存在可能的“反转”现象,反转周期估计半年。

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开放式基金现金流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通过把基金投资者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本文发现赎回异常现象主要发生在机构投资者中，而在个人投资者中则没有出现。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机构投资者发生赎回异常的原因，认为主要的根源在于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策略, 尤其是机构投资者投资基金的择时能力优于个人投资者。

基于国内普通股票型基金2004~2010年的样本，我们发现总体上基金的现金流与当期业绩成正比关系，同时与前期业绩成反比关系，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该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由于基金业绩在不同市场周期具有不同的持续性，投资者在基金收益的同时会考虑到期业绩持续性。牛市中基金业绩持续性较差，投资者倾向赎回前期业绩较好的基金；而在熊市，基金业绩持续性较强，投资者倾向赎回业绩垫底的基金；实际上，基金投资者能自己做出理性的选择。我们的结论支持基于当期基金业绩-现金流关系对基金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并对国内“基金赎回异象”作出了解释。

本文研究了公司投资者保护与基金投资策略以及基金业绩的关系。利用股票数据和股票型基金持仓股数据，本文发现投资者保护和股票收益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对于投资者保护差的股票，投资者需要超额收益作为风险补偿。同时，由于投资者保护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及投资者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机构投资者在投资时更加偏好于投资者保护好的公司股票。但是对于有能力的机构投资者，他们能够在投资者保护差的公司中获得更高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