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构建综合性金融周期指数的基础上，利用麦卡勒姆规则对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周期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同时，出于金融周期的影响考虑，我国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具有较强的逆周期性，基于麦卡勒姆规则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相对显著。为此，我国必须着力于推进以市场主体多元化、市场竞争有序化、金融监管法制化为重点的金融改革，以更好地消除金融周期波动所带来的外部冲击，不断增强货币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效果。

保险业的经营特征与区块链技术存在天然契合性，本文通过分析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保险交易流程，构建了基于保险交易的静态最优区块链模型，得到了保单区块存储员的最优区块存储能力、区块存储成本以及限制区块链违约分叉的约束条件。进一步以我国车险市场的经营数据为例进行数值模拟，得到区块规模、平均记录时间、平均交易费用等指标的最优结果。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发现，保险交易数量、保单区块存储员人数、区块存储时间等增加以及风险损失率的降低均会导致区块规模增加以及保险交易记录时间和保险交易费用的减少，而外部冲击的增加会导致区块规模的增加以及保险交易记录时间减少，但对保险交易费用的影响取决于因外部冲击增加而产生的交费激励增加和区块规模受限而导致的交费激励减少之间的平衡。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在保险科技协同、区块链系统设计和具体场景实践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同时也指出了一些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传染性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特征，基于中国金融实践研究金融风险的事前传 染对于健全系统性风险防范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意义重大。 本文利用具有 事前不确定性的网络模型研究中国银行系统的偿付能力风险传染， 分析银行系统的崩溃 机制，同时评估系统性风险水平变动情况。 研究发现:破产不是损失传染的必要条件，银行 对交易对手未来违约的预期有时会引发即期损失; 银行对交易对手的价值重估具有网络 效应，在外部冲击较大时会导致“估值踩踏”与银行系统崩溃;系统性风险主要受银行间关 联性影响，2016 年以来，随着金融监管加强，中国系统性风险总体水平显著降低;银行脆 弱性与银行间杠杆有关，银行系统重要性与银行间资产规模有关。 据此建议监管层要求银 行制定明确的恢复与处置计划，稳定市场预期，避免“估值踩踏”;同时加强同业创新监管， 将银行同业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完善政策救助与政策干预框架，提高政策干预的科学性。

本文以中国外汇储备有效管理为中心，沿着“存在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循序渐进地展开。首先在从外汇储备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外汇储备管理面临的四个外部冲击，提出加强外汇储备有效管理的必要性;其次，从理论角度提出外汇储备有效管理的三方面优化，为中国外汇储备有效管理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最后，在上述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外汇储备有效管理的设想，包括从宏观构建完善的外汇储备有效管理体系，从微观内容角度对外汇储备规模管理、结构管理和风险管理提出具体设想、安排和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带外部冲击的国际资产配置的跨期效用优化模型；基于我国 实际数据，计算了不同情景下国际资产在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之间的最优配置；并 对国际资产配置关于外部冲击发生概率进行了敏感度分析。研究表明，风险规避型政府 的外汇储备最佳持有量随主权财富基金的风险、主权财富基金的变现成本、外部冲击幅 度、风险规避系数的增加而上升，主权财富基金的最适追加量则与上述变量呈反向变动 关系；跨期与单期优化选择存在显著差异，对资产配置评价期限的延长促使政府选择持 有更多的流动性储备；在国际收支平稳上升时期，可以适当减少外汇储备的持有量。本 研究可为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扩张提供参考。

本文从汇率升值预期的视角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并存的状况。通过结构VAR模型，分别利用全样本数据（1996年1月-2009年12月）和子样本数据（2005年7月-2010年12月），分析了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外来冲击（石油美元价格）及汇率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以及不同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效应。全样本数据表明，我国的通胀主要是由需求冲击引起的，子样本显示了汇率等外部冲击和货币冲击的效应明显，这表明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降低国内通胀有比较强的解释力。但现实是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压力并存且不断加大。本文通过货币替代效应和资产价格效应从汇率预期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国内通胀起到不降反升的原因。

本文利用金融市场中短期融资券的推出作为影响公司融资约束的外部冲击研究公司融资约束变化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利用短期融资券作为自然实验，本文解决了研究融资约束对投资影响中融资约束分类标准问题以及Tobin Q的度量误差问题。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2-2007年的数据，本文发现短期融资券的推出缓解了公司融资约束，最终对公司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这种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和经济意义上均是显著的。在使用多种其他方式度量公司投资机会和投资，本文的结论都是稳健的。本文的证据表明金融工具创新对公司融资约束和公司投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通过金融市场创新改变公司融资约束对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国有股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应简单以公司业绩水平高低评价，公司的风险特 征同样重要。本文就经济危机时期，国有股权与公司的风险缓冲能力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 经济危机时期，相对于非国有公司，受到适度经济冲击的国有公司具有更大的风险缓冲能力。 这种作用主要是因为，相对于非国有公司，受到适度经济冲击的国有公司不仅没有承担沉重 的员工负担具有融资便利优势，而且具有融资便利优势，从而国有股权可以提高受到适度冲 击公司的风险缓冲能力。本文为进一步认识国有股权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 据。

国有股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应简单以公司业绩水平高低评价，公司的风险特 征同样重要。本文就经济危机时期，国有股权与公司的风险缓冲能力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 经济危机时期，相对于非国有公司，受到适度经济冲击的国有公司具有更大的风险缓冲能力。 这种作用主要是因为，相对于非国有公司，受到适度经济冲击的国有公司不仅没有承担沉重 的员工负担具有融资便利优势，而且具有融资便利优势，从而国有股权可以提高受到适度冲 击公司的风险缓冲能力。本文为进一步认识国有股权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 据。

本文在随机一般均衡的非对称两国模型框架下探讨了在外部冲击及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外国投资者的资产调整所诱发的资本流动对欠发达国家名义汇率波动的影响。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开放、投资者的资产调整存在时滞等假设与以上设定的前提下，本文发现：在欠发达国家国内产出波动（相对于发达国家）较大的情况下，当其放开资本流动限制和汇率浮动后，其货币将出现过度贬值。欠发达国家相对较高的产出波动是导致资本流动及汇率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生产率冲击相比货币供给冲击能引发汇率出现更大和更持久的波动。此外，外国居民越注重于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越将加深两国汇率波动幅度，尤其当本国出现意外生产率冲击时，其波动幅度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