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利益侵占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顽疾”,近年来证监会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措施,但仍然收效甚微。文章通过手工收集整理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行权数据,考察了投服中心行权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投服中心的行权有效抑制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且这一作用是通过提高中小股东在利益侵占相关议案中的投票率、提高上市公司的媒体负面关注度和增加其面临的诉讼风险实现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治理效应在内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且当投服中心采取公开发声和参加股东大会这两种方式行权时,对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治理效果更显著。文章拓展了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相关研究,为投服中心保护中小投资者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证据,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和投服中心未来开展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股权激励会影响高管的环保态度,而高管环保态度与动机差异会导致企业不同的环境治理投入选择。文章基于 2009—2020 年我国沪深两市 A 股高污染企业的财务数据,考察了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环境治理投入的关系,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影响环境治理投入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外部治理环境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会抑制企业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其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提高企业环保积极性,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运营效率和抑制管理层短视是高管股权激励抑制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的重要机制；环境规制、市场竞争、媒体压力和分析师关注等具有调节效应,均能够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的负向关系,促进高管股权激励与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的正向关系。文章的研究为我国企业治理和运营机制优化以及决策部门环境治理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经验证据。

长期以来，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核心，2014 年证监会设立的中证中 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便是为此所做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通过考察投服中心设立对公司 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治理效应以检验这项制度创新的保护效果。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 投服中心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在试点之后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基于手工收集的投服中心真实 行权数据，同样发现被投服中心行权以后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现象确实显著减少。此外还发现，该治理效应 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差——审计质量较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上市公司中更显 著。进一步研究投服中心作用的实现机理，我们发现投服中心成立后上市公司的法律诉讼风险增加，产生威 慑 效 应 ，是 我 国 现 有 行 政 司 法 体 系 的 有 效 延 伸 ;此 外 ，投 服 中 心 行 权 的 示 范 效 应 带 动 了 股 东“ 用 手 投 票 ”，提 高 了股东大会的整体参与度和中小股东参与度。

　　近年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治理结构不断优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框架，具体体现在治理中的政府过度干预、党组织的监督职能、传统文化对治理的深刻影响、独特的内部监督机制等方面。然而，其还存在包括国有股份“一股独大”、内部监督机制存在缺陷、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治理模式有待改进、缺乏法治环境和治理文化、外部治理环境与内部治理难以匹配等问题；今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改进还有赖于逐步改革股权结构、完善内部监控制度、转变治理模式、发展外部市场要素、加强法治建设和培育治理文化等重要途径。

上市后，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和监管约束会明显加强，这将提升银行公司治理水平，进而影响银行管理者的行为。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上市前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操纵的变化，发现银行在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中存在较为明显的“膨胀利润”的盈余管理，而上市后其“膨胀利润”的盈余管理大大减弱，直至不显著；其负向信号发送作用没有改变；未发现其存在资本管理的证据。该研究表明上市有利于改进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为支持银行外部治理环境的强化提供了证据。

我国企业债务融资是决定向银行贷款还是发行企业债券？其选择到底受何种因素影响，是企业自身特性决定、还是适应债务契约治理机制的需要，抑或是受制于我国现实的法律环境和金融管制的约束结果？本文以1998-2009年之间我国非金融企业新增的3053笔债券和银行贷款为研究样本，运用PROBIT计量方法，从企业特征、债务契约属性、外部制度环境和金融管制四个方面来分析企业是趋向于选择企业债券还是银行贷款，解释了我国企业债券融资选择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

控制权协议转让的交易规则主要分为市场规则（又称私下谈判规则）和同等权利规则，市场规则是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协议转让的主要交易规则。本文认为，制度环境对交易规则有重要影响，同样的交易规则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效率结果。本文着重分析了制度环境中外部治理环境的差异对市场规则成本的影响，通过建立市场规则的成本分析模型，对市场规则在不同外部治理环境下的成本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在较差的外部治理环境下，市场规则会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从而降低控制权协议转让的效率。然后，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对我国市场规则下控制权协议转让的整体效率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交易规则与制度环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耦合将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提出的终极控制权理论，从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视角，研究终极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上市公司利益问题。首先基于La Porta等(2002)、Shleifer and Wolfenzon(2002)等工作，通过动态模型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结果发现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有正向关系，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加剧了过度投资，且当控股股东为私人时，过度投资更严重，而外部治理环境、机构投资者持股及独立董事人数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过度投资。同时本文基于Richardson(2006)，采用2006-2007年终极控股股东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和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验证了理论发现，并进一步为终极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外部投资者利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提出的终极控制权理论，从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视角，研究终极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上市公司利益问题。首先基于La Porta等(2002)、Shleifer and Wolfenzon(2002)等工作，通过动态模型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结果发现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有正向关系，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加剧了过度投资，且当控股股东为私人时，过度投资更严重，而外部治理环境、机构投资者持股及独立董事人数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过度投资。同时本文基于Richardson(2006)，采用2006-2007年终极控股股东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和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验证了理论发现，并进一步为终极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外部投资者利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控制权协议转让的交易规则主要分为市场规则（又称私下谈判规则）和同等权利规则，市场规则是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协议转让的主要交易规则。本文认为，制度环境对交易规则有重要影响，同样的交易规则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效率结果。本文着重分析了制度环境中外部治理环境的差异对市场规则成本的影响，通过建立市场规则的成本分析模型，对市场规则在不同外部治理环境下的成本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在较差的外部环境下，市场规则会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从而降低控制权协议转让的效率。然后，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对我国市场规则下控制权协议转让的整体效率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交易规则与制度环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耦合将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