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第106 条规定，公司特别决议的形成必须经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才具有效力，当公司某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1/3后，如果该大股东不投赞成票就相当于否决了特别决议事项，从而获得了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的“否决权”。本文使用中国2007~2014年A 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精确断点回归设计法进行拟随机实验，在有效控制大股东持股比例等混淆因素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大股东“否决权”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较好地克服了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认为：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1/3 的临界值后，在特定多数规则的外生冲击之下，大股东的“否决权”使得代理费用显著下降了2.9~3.9 个百分点，代理效率显著提高了15.2~26.2 个百分点。最后本文进行了理论猜想，尝试对大股东“否决权”导致的代理成本下降和代理效率提高的内在机理进行了诠释。

考虑到大股东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状况的差异（是否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3至2011年的样本，基于两种委托代理理论，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集中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大股东未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则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表现为倒U型的先增后降关系，此种情况下适合用股东-经理人代理理论（监督理论）对大股东行为进行解释。该结论意味着随着持股比例的变化，大股东对管理层可能表现为监督不足或者监督过度；如果大股东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任职，则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表现为U型的先降后增关系，此种情况下适合用大-小股东代理理论（侵占支持理论）对大股东行为进行解释。该结论意味着随着持股比例的变化，大股东对企业可能表现为利益侵占或利益支持。

基于我国32家商业银行2003-2011年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银行信贷行为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反应，并考察了股权结构变化对其所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银行业的信贷总量增速和中长期贷款占比表现出逆周期特征，短期贷款比例与之相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有股占比的提高均会强化银行信贷总量增速的逆周期性，外资持股比例的增加则会弱化该特征；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国有持股比例较高的银行会加强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外资股占比较高的银行则会削减短期贷款投放规模。

本文考察了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负债水平和盈余操控水平后，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2003-2009年数据的回归分析后发现：股东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显著，而董事会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较弱。具体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会持续到下期业绩中。而最终控制人的国有属性则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正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未持续到下期业绩中。

在控制权转移中，大股东面临着重新选择持股比例和利益侵占的机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大股东在不同持股比例下如何调整利益侵占行为，是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建立控制权转移中大股东的利益函数，得出以下推论：（1）控制权转移后，对于经营绩效低下的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利益侵占行为呈倒U型的关系；（2）控制权转移以后，对于经营绩效改善的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利益侵占行为呈倒N型的关系。最后，本文选取2001—2007年通过股权协议转让的方式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作为检验样本，通过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较好地支持了上述推论。

本文使用2003-2009年数据对全流通前后股权分置改革公司股权结构变量与企业业绩关系进行考察，得到以下发现：全流通后国有最终控制人的掏空动机显著高于非国有最终控制人，国有最终控制公司的业绩改进程度显著弱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全流通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全流通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大股东股权制衡的治理效果改善明显；尽管全流通后流通股股权制衡度提升明显，但流通股股权制衡的治理效果却未得到体现，甚至有恶化趋势。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采用2005 和2006 年数据，研究了大股东控制 下的R&D 投入与企业市场价值关联性，本文重点分析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产权属性和股权 制衡度对R&D 投入与市场价值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 价值正相关，但并不显著；（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 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3）产权属性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具有负向调节 作用，但不显著；（4）股权制衡度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 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非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R&D 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 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对于国有制造业上 市公司来说，R&D 投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 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最后，本文提出了若干建议。

本文研究风险投资机构背景对于投资策略、公司IPO 抑价、股票市场回报率以及公 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和民营背景风险投资机构，外资背景和混合型背景风 险投资机构会采取更加谨慎的投资策略；从所投资的公司来看，相对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支 持的公司，外资和混合型背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IPO 抑价率较低，股票市场异常回报率 较高，民营背景投资的与政府背景投资的无显著差异，而且只要有外资背景参与投资的公司 相对于那些没有外资背景参与投资的公司IPO 抑价率更低，回报率更高；从公司治理的角 度来看，外资背景风险投资参与支持的公司有较大的董事会规模、较低的大股东持股比例和 较高比例的专业化董事。

本文构建了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股东行为模型，对大股东行为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运用大股东与其控股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改后大股东行为转变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交易前具有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较低的市盈率，交易后业绩显著提升。与股改前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相比，股改后的关联交易并非为获取再融资资格，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明显下降。股改后关联交易规模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交易前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市盈率负相关，表明股价收益成为影响大股东行为的重要变量。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公司绩效与关联交易规模、交易前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因此，实证结果验证了我们的模型：全流通下大股东行为模式发生了明显转变，即从股改前的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转变为股改后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本文试图从微观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展开研究，探讨公司治理结构与股改对价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股改对价有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高；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非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低。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终极控制股东控股的企业，其对价存在着显著性差异。本文的研究还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偏离度越大，股改对价越高；不同的承诺变量对对价的影响作用不同；终极控制股东不同时，各承诺变量的影响作用也有差异。至于企业是否发行B股和H股、董事会规模和外部独立董事对对价的影响作用，本文则未发现明显的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