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配置与激励安排是组织治理中的两个重要工具，本文首先从组织中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分析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进而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冲突关系进行经验检验O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与股权性质、公司成长速度相关。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而公司成长速度越快，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越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固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经验现象，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推进和全流通时代的到来，大股东向上市公司注人资产成为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热点现象，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大股东具有一虚增注人资产价值的强烈动机〕本文建立了一个模型将虚增注人资产价值与市场参与者的财富变化结合起来，分析了虚增注人资产价值的财富效应及动态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大股东通过虚增注人资产价值可以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私人收益，降低了中小股东的财富;(2)大股东的收益随着注人资产价值虚增程度的增加而提升，中小股东的财富随着注人资产价值虚增程度的增加而降低;(3)虚增注人资产价值为大股东带来的边际收益将超过社会总财富的边际收益。因此，大股东通过虚增注人资产价值实现了对中小股东财富的掠夺效应，导致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公司价值、声誉和后续融资能力的下降。

本文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大股东普遍放弃增配权、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对股权结构对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2003-2006年发生恶性增资行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大股东放弃增配权和较强的政府干预都将增加企业恶性增资的概率；放弃增配权使企业恶性增资程度与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关系恶化；在大股东放弃增配权情况下，政府干预不会使恶性增资程度与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大股东放弃增配权和政府干预均像一把双刃剑，既能使恶性增资程度随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而减弱的趋势放缓；也能使恶性增资程度随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而增加的趋势放缓。上述研究发现，为理解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当前中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推进了代理冲突对投资行为影响效应的研究；加深了政府干预、大股东融资态度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理解；为恶性增资形成原因和抑制恶性增资发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2004-2006年发生的第一大股东股权转让事件为研究对象，以股权分置改革（股改）为背景，研究这些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状况。控制权转移公司和未转移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不存在显著差异，控制权转移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不稳定；股权分置改革促进了自愿性信息披露，契约理论对自愿性信息披露有较好的解释，制度设计是提高公司透明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总体上不高，需要加强投资者保护

本文研究了“大非”、“小非”解禁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时机与管理者盈余预测时机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大股东减持时机会影响管理者盈余预测时机偏好，即在大股东减持前，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增强，在大股东减持后，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减弱；另一方面，大股东能够利用公司盈余预测时机及属性选择减持时机， 即在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后， 大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偏好显著增强，在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前，大股东减持偏好显著下降。此外，在考虑公司治理影响时，大股东减持前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增强。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研究驰宏锌锗的股利分配行为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驰宏锌锗股权分置改革与定向增发捆绑相结合的做法有欠妥当，进而导致股利分配有大股东套现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之嫌。这主要表现在过度分配股利，两类股票之间仍然存在“看不见的差距”，市场对股利分配事件的消极反应，以及股利分配过程中的涉嫌违法行为。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议监管当局和上市公司应该充分与中小投资者沟通信息，降低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促进公司的稳定和谐发展。

论文以中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1-2005年跨越多个年度的大样本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股权集中背景下大股东持股及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区间特征，两者间呈现出一种“N”型的三次曲线关系。且发现在股权集中背景下，公司价值与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大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度、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负相关，而与股权结构的制衡水平正相关。表明在中国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和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完善的背景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就显得非常重要。

本文以2001-2004年间使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174笔大宗股权交易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外部治理环境和产权结构对大股东控制权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较好的外部法律制度环境会降低控制权价值；在转轨经济中，具有政府背景的大股东，其控制权价值高于没有政府背景的大股东；较高的股权制衡程度能够降低大股东的控制权价值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公司的控股结构如何影响其债务融资决策，从而揭示负债在大股东治理中的激励约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 （1）负债的股权非稀释性和破产机制能够对非国有大股东的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使得非国有大股东终极持有的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的债务水平呈现一种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 （2）对于国有大股东而言，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其终极持有的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的债务融资水平则呈现一种非线性的U型关系，表明负债并不能有效制约对其行为。

自2002年5月27日香港媒体首次披露中兴通讯可能赴港上市以来，中兴通讯A股股票价格持续下跌，表明流通股东对于公司发行H股悲观预期，同时，在2002年8月20日中兴通讯临时股东大会上，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流通股东更是对公司发行H股的决议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但是在大股东的坚持之下，股东大会还是通过了于2002年年底或2003年年初发行H股的决议。根据财务理论的一般观点，只要公司发行股票是0-NPV行为，那么仅当公司募集的资金用于负NPV项目时，才有可能稀释原有股东的权益。经过我们的分析，有理由相信中兴通讯募集H股后进行的投资应该是正NPV行为，因此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流通股东反对是没有根据的，而且通过他们对市场的操纵导致股票价格下降，更反应出了我们股票市场微观结构的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