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老年人对金融服务的迫切需求，养老金融已经从理念推向行动，成为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 立足人口老龄化视域，结合当前养老金融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探讨了养老金融从理念 到行动的内在机理与发展举措。首先梳理了养老金融的内涵意蕴，创新性归纳出养老 金融的宏观论、微观论和组合论，并阐述了养老金融的“产业属性”“事业属性”及其 蕴含的特殊使命和时代价值。其次分析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发展养老金融的驱动因素， 揭示了养老金融在应对潜在供养风险、老年抚养风险、养老金缺口风险以及推动银发 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驱动作用的内在逻辑。最后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分别提出养 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的老年人金融参与环 境，包括以法治为根本的推动养老金融顶层设计、以市场为核心的释放政府综合协调 作用、以监管促协调的推动养老金融有序发展；立足全生命周期，分阶段提升消费者 金融素养水平，包括注重基础教育的引领作用、重点提升中青年群体金融素养水平、 从正反两方面大力开展养老金融教育等；多渠道提高收入，打破养老金融参与的流动 性约束，包括提高退休群体收入水平、拓宽老年人增收渠道、盘活老年人“僵尸资 产”等。

本文以“横向垄断”创新概括数智治理的趋势性特征及其全球性挑战，它正在改变产业成本的边际变化，给企业管理带来生态危机，形成边际成本低位固化和无际趋近于零，由此催生纵向垄断和平台垄断的量变，以完成向横向垄断的质变，加剧了以美国为首，以数据资产为新内核的社会财富和权力结构的高度极化，这已然成为全球治理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横向垄断”宏观结构的全球性风险和个人数据资产微观结构中左旋与右旋的不同趋势，宽谱系地展现出横向垄断给全球治理带来的挑战与危机，即“共识消解”与“意义不复”，由此提出以“主动型或被动型社会企业”的方式，建构非中心化分布式数智媒介的新生态，还公共数据以社会价值，有效缓解或消除社会的过度极化。

环境行政处罚作为环境规制的核心手段，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及异质性效应是优化环境政策设计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运用Staggered DID（交错双重差分模型）与双变量Tobit模型，分析了政府环境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绿色行政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一方面，绿色发明型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数量与质量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该效应在控制企业异质性与动态趋势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在行政处罚后展现出更为敏感的绿色创新响应，尤其是实用新型专利的增长表现更为显著；此外，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提升幅度显著高于非制造业企业。在中介机制方面，分析发现环境行政处罚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间接驱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发现PM2. 5污染与行政处罚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凸显了区域环境治理与宏观创新战略协同的重要性。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化设计，二是构建动态信用评级体系，三是加强政策协同。这些研究结论为提升环境规制的精准性、激发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如何扩大就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企业宏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并基于中国31个省份代表性报纸构建中国省级行政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劳动力就业规模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就业存在破坏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就业的不利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主要通过减弱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度、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和减弱企业金融化动机的途径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就业的破坏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缓解作用在东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地区和国有属性企业效果更强。此外，数字化转型对第三产业和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缓解效果更强，有助于提升就业质量。本文基于企业数字化角度为高效减轻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劳动力就业的破坏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通货膨胀如何影响资产价格？经典的“债务-通胀”渠道认为，通胀将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并将财富由银行转移至企业。而本研究发现，不同监管环境下通胀会引起银行和企业间非单调的价值转移。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在债券违约率更高、回收率更低的松监管环境下，通胀使得回收率上升，实际价值从企业向银行转移；在违约率较低、回收率较高的严监管环境下，通胀使得名义债务贬值，实际价值从银行向企业转移。本文利用1994-2025年的A股数据，提供了支持分析的经验证据：08金融危机引发对银行监管的关注和巴塞尔Ⅲ导致了银行价值对通胀的暴露由正转至长期为负，而影子银行的发展又重新降低了银行对通胀的负向暴露。基于DSGE的量化模型中，货币政策与通胀冲击会产生符合分析的价值转移结果。本文为通胀对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为货币政策制定与银行监管提供了重要的关注对象和货币非中性的证据。

在我国资本市场中，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对行业资产价格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尝试将政策文本纳入金融文本分析框架，构建政策——行业相似度指标体系，识别政策支持导向，并探讨其在行业定价中的作用机制。文章构建了涵盖多层级政策的文本数据库，分别采用传统模型（LDA和LSA）与大语言模型（LLM）识别政策中的行业提及频次，测算政策——行业相似度指数，并结合行业收益数据构建策略。文章进一步引入支持向量回归（SVR）识别不同行业的最优政策滞后期，提升策略表现。实证结果表明：LLM模型在政策主题提取上明显优于传统方法，基于政策相似度构建的行业策略在多阶段均展现出稳健的超额收益，且政策对行业的影响有长期滞后效应，行业反应通常在政策发布半年后。考虑现实市场约束，基于最优滞后窗口构建的单边多头策略也表现优秀，具备良好实用性，特别是在政策密集期（如2015、2020年）表现突出。本文的研究为政策信号的量化研究与行业资产配置提供了新的方法与实证支持。

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的基本要求。本文以美国货币政策为切入点，先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加息对我国产出的影响，然后构建包含跨境金融关联的两国DSGE模型，定量分析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及应对之策。研究发现，美国加息1个百分点使中国产出下降约0.4个百分点，其中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分别使中国产出下降0.2个百分点。分析作用机制发现，UIP偏离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汇率波动相互强化，外部融资溢价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企业净值波动相互强化，正是这两个机制放大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度越高和汇率越缺乏弹性，美国加息冲击对我国变量的传导效应越显著。基于不同的福利函数特征，本文构建了统一的政策评估框架，对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应对美国加息冲击的有效性作出了精准评估。结果表明，无论是针对国内金融机构信贷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还是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相关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降低美国加息的溢出效应，且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无关。在联合最优政策组合下，货币政策无需对名义汇率作出反应，外汇市场要强化价格调控淡化数量干预。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调搭配下，双支柱调控通过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具有显著的社会福利增进效应。本文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气候投融资缺口是制约人类气候适应进程的全球性难题，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是我国现阶段应对气候风险冲击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缩小缺口的效果。研究发现：第一，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增大、金融摩擦上升会扩大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二，气候适应再贷款政策通过降低金融摩擦产生的信贷风险溢价，气候适应补贴政策通过定向补贴气候适应性投资的边际收益，分别从金融供给侧和企业需求端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三，气候适应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两类政策对经济金融系统的支持效果存在差异，并且政策协调搭配具有更强的经济金融稳定效果。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气候适应再贷款和气候适应补贴的最优政策支持力度需要根据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大小动态调整。两类政策均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并且政策协调搭配相较于单一政策具有更高的社会福利增进效果。

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从而提升气候韧性，是现阶段推进气候适应性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在动态测度气候韧性的基础上，为气候适应性投资提升气候韧性的效果提供初步证据；然后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效果。最后进一步讨论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与政策组合。研究发现：第一，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显著增强经济的抗气候风险冲击能力以及冲击后的反弹能力，有效提升气候韧性。但由于银行、企业道德风险以及气候适应性技术约束的存在，气候适应性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由此产生。第二，气候再贷款政策通过缓解银行道德风险引起的贷款利率溢价；气候适应补贴通过补偿适应性技术门槛产生的投资调整成本，能够有效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但企业道德风险会削弱两类政策的实际效果。第三，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其中气候再贷款政策的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气候适应补贴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加显著。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的缺口，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随着气候灾难风险升高需要不断增强。但气候再贷款政策会受到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过低的气候再贷款利率不利于社会福利改进，气候再贷款政策搭配使用气候适应补贴政策能够更好地增进社会福利。

本文构建并校准了一个包含内生能源与产业结构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中国能源与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以及其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能源生产技术的进步通过改变各产业的生产成本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而产业结构转型从能源需求侧减少了高排放化石能源的使用。结果显示，2009~2020 年宏观产业结构转型推动了能源结构的转变并显著降低了碳排放量，其累计减少的碳排放量相当于 2020 年中国年排放量的 10%。同时，本文求解了“双碳”目标下最大化居民福利的碳税安排，发现内生税率随经济增长而快速上升，具有显著的发展阶段依赖性。在发展阶段早期实行较低的碳税税率可以维持更高的资本回报率，有利于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