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老龄化加剧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常态化的双重背景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失衡问题日益凸显。本文以2011-2023年我国京津冀与长三角的7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聚焦劳动力流动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抚养比（DR）的影响机制，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滞后变量模型及交互项模型，系统检验劳动力流动的直接效应、区域异质性及全国统筹政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和全国统筹政策对DR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区域异质性表现为长三角地区劳动力流动对DR的影响显著强于京津冀地区。文章结论为优化养老保险基金区域调剂机制、制定差异化劳动力流动与社保政策提供实证支撑。

随着中国企业并购活动在推动产业升级和资源优化中的规模不断扩大，并购的复杂性和合规要求随之提升，企业在并购过程中面临的合规与诉讼风险也逐渐增加。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有效缓解并购风险及增强决策科学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对企业的长期战略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选取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主并方完成的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投保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长期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投保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显著提升长期并购财务表现，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调节效应分析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增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正向作用，而当管理层过度自信时，投保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能放大激进决策的负面效应。机制分析进一步显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优化公司治理以及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了并购整合效果。异质性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国有企业、关联并购和高风险并购中的作用更加显著。

政府补贴支持企业创新固然是必要且现实的举措，但其实际成效在企业间存在差异，关于“创新悖论”的讨论众说纷纭。本文将研究焦点从“评说得失”引向“何以有效”，以理论模型刻画企业配置政府补贴用于创新活动的决策过程，解析营商环境这个“外因”如何通过“内因”影响企业创新决策进而影响其创新质量的内在机制，揭示其间存在的营商环境门槛。本文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7—2021年的专利申请数据、财务数据以及296个地级市的营商环境数据，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门槛效应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整体上并未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但存在显著的营商环境门槛；政府补贴在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能有效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其作用基本失效，甚至可能会削弱民营企业创新质量。机制检验表明，在营商环境所决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制度性收益两侧均存在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质量过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营商环境门槛效应。本文突破了两极思维方式的局限，在同一模型框架内运用统一的逻辑体系，解释了现有文献关于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不同见解，以“条件有效性”分析调和了学术界关于政府补贴政策“结果有效性”的认识分歧，并获得突破“创新悖论”的重要政策启示，即政府补贴应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先导，只有将营商环境提升到相应水平，政府补贴才能有效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

张可奕

本文基于互联网企业价值评估的背景，重点探讨一种常用估值方法——相对估值法（Relative Valuation），并以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为实证对象首先，文章回顾了互联网企业估值的特殊性与挑战；其次，介绍了相对估值法的理论基础、常用指标（如市盈率P/E、市净率P/B、市销率P/S、EV/EBITDA 等）及其优缺点；再次，从互联网企业特征出发，分析该方法在阿里巴巴所处环境中的适用性及限制。然后，结合阿里巴巴最新财报数据（截至FY 2024 期）整理公司基本资料、选取可比公司、计算关键估值指标，进而得出对阿里巴巴的估值区间与市场价值对比。最后，基于实证结果，从估值结果合理性、影响因素（如业务结构、成长预期、市场情绪）以及方法优化建议三个维度展开讨论。研究发现：对于快速成长、业务多元的互联网企业而言，虽相对估值法具备便捷性与可比性优势，但也易受到可比公司选取不当、成长预期偏差及无形资产难以量化等影响。论文建议在实际应用中，应辅以折现模型（DCF）等方法，并注意调整估值倍率以反映公司成长性与风险特征。本文的研究可为互联网企业估值提供一种实务参考，也为资产评估的教学与研究提供新的案例视角。

壮大耐心资本是培育新质生产力与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其对企业自身的直接影响，忽视了潜在的外部溢出效应。本文基于耐心资本投资是否可以缓解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融资约束的视角，使用2003—2023年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数据，实证检验耐心资本推动供应链优化升级的重要路径。研究发现：耐心资本投资可以缓解其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融资约束，且当供应链上企业之间依赖关系越强、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融资能力越弱时，供应链溢出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揭示，耐心资本通过资本成本效应（提升供应商应收账款周转效率）与信用扩张效应（提高客户信用贷款比率）两条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供应链溢出效应显著提高了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投资效率和创新水平。本文结论为壮大耐心资本、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并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科学支撑。

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定价因素，股票意见分歧多由分析师预测差异来度量，但该指标具有低覆盖、高时滞、报喜藏忧等问题。为此，本文依照监管机构要求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构造保守型、稳健型、平衡型、积极型、激进型五类AI智能体，利用各智能体对股票新闻的评价差别构建AI分歧指标，识别由新闻引发的股票意见分歧。实证分析发现：（1）新闻意见分歧在当月推高股票价格，致使未来4个月股票产生较低的收益率和较高的暴跌概率。（2）在套利成本更高的股票中，意见分歧对股票价格的扰动更为剧烈。（3）意见分歧吸引小单和中单交易的追捧，引致特大单的反向交易。（4）新闻意见分歧导致股票高波动和价格高估，可以部分解释特质性波动率之谜。本研究弥补了意见分歧在当期推高估值的实证缺失，一定程度上解决了AI收益率预测的前视偏差顾虑。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人数”协同的多层次整合成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核心机制。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3年数据，本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人力资本与数据资产的协同度，并依托技术-组织-生态多层次整合框架，实证检验“人数”协同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人数”协同显著提升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效能；（2）“人数”协同通过在技术层激发创新螺旋、在组织层优化资源配置和在生态层构建战略联盟，来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3）异质性分析表明高资源禀赋企业通过“人数”协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边际效能显著更高，印证“人数”协同是资源禀赋的“增效器”。本文从多层次整合视角拓展了数据资产与人力资本融合的理论边界，为企业在数据资产化管理过程中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了实践范式。

环境行政处罚作为环境规制的核心手段，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及异质性效应是优化环境政策设计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运用Staggered DID（交错双重差分模型）与双变量Tobit模型，分析了政府环境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绿色行政处罚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一方面，绿色发明型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数量与质量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该效应在控制企业异质性与动态趋势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在行政处罚后展现出更为敏感的绿色创新响应，尤其是实用新型专利的增长表现更为显著；此外，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提升幅度显著高于非制造业企业。在中介机制方面，分析发现环境行政处罚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间接驱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发现PM2. 5污染与行政处罚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凸显了区域环境治理与宏观创新战略协同的重要性。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化设计，二是构建动态信用评级体系，三是加强政策协同。这些研究结论为提升环境规制的精准性、激发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实施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在内的“逆周期”财政调节政策对促进企业劳动力雇佣、实现“稳就业”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产业关联度视角出发，基于2010-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债务置换政策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置换具有“稳就业”效应，并且与政府关联度更高的基建行业受到债务置换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债务置换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欠款偿还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改善企业预期等机制促进企业劳动力雇佣。本文的研究对准确评估2024年开始的新一轮债务置换政策效果，优化“逆周期”财政政策设计、实现“稳就业”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