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加成反映的企业市场力量，具有主导利润份额增加，挤出要素收入份额的独特机制，对劳动收入份额反映的初次分配相关研究有重要学术意义。本文对价格加成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发现了使用不同要素估计价格加成结果负相关的异常表现。通过将非中性技术进步引入模型，本文从理论上证明了忽略非中性技术进步会导致劳动对应价格加成被高估，材料对应价格加成被低估，导致对中国企业市场力量特征的误判。从实证上证明了具有非中性技术进步特征的中国企业价格加成均值为1.14-1.19，时间趋势上自2008年后保持了较慢的持续上升特征。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中国企业市场力量会通过企业更多留存利润的方式对要素支出份额产生显著挤出效应，1%的价格加成上升会导致利润份额上升2.01%，资本收入份额、劳动收入份额和材料支出份额分别下降0.87%，0.67%，0.90%。本文认为必须在准确认识中国企业市场力量特征的前提下加强市场化建设，限制企业追求过高利润而牺牲劳动收入。

本文借助于2009年货币供给冲击，使用2005-2013年中国书画的独特艺术品拍卖数据库，为货币非中性理论提供了一个艺术品市场的证据。研究发现：第一，在货币供给冲击后，杰作拍卖成交价格增长率比非杰作高出约13.80个百分点。第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著录次数越多、名人珍藏和著名艺术家创作的杰作价格增长幅度更大。本文的研究结果验证了哈耶克关于“货币冲击引致相对价格变动”的“货币非中性”理论，也丰富了对于艺术品市场杰作效应成因的理解。

证券市场中普遍存在交易机制不对称现象。本文研究融资融券不对称交易制度对股票价格发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定价偏差程度取决于多空力量不对称程度和投资者信念分歧程度，并且在低估和高估时呈现不同的模式。当市场均衡价格处于高估时，融券卖空限制对价格发现效率的负面效果则会随着多空力量不对称程度和投资者信念分歧程度的增大而增大。当市场均衡价格处于低估时，融券卖空限制反而使得股价更快向其内在价值靠近，因而提升价格发现效率。随后，本文通过我国A股交易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对于监管层来说，发展和完善融资融券交易机制的首要任务便是使融券卖空发挥其逆向调节市场的基本功能。

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所产生的长期后续效应是造成中国股票市场熊市的原因之一。本文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金融约束政策下政策租金与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指出政策租金经高价IPO行为与股权分置政策而得以累积，又通过股权分置改革中不合理的对价支付水平而得以释放。文章建立一个合理对价率模型，测算得到的合理对价率与实际对价率的偏离度达2倍以上，证实了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侵占的政策租金规模。

文章利用手工收集的1704只非结构化阳光私募，对比考察了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推出后出现的三种新型阳光私募与传统的股票型阳光私募和公募基金的绩效。研究发现：（1）相对价值型阳光私募表现明显优于传统投资工具，其各项收益指标均很高，无系统风险且特质风险很小。（2）债券型阳光私募表现也优于传统投资工具，但明显差于相对价值型。（3）事件驱动型阳光私募的收益指标优于传统投资工具，但系统和特质风险均很高。（4）CAPM和FF3等传统的因子模型无法很好的解释相对价值型和债券型阳光私募的绩效。因此，相对价值型阳光私募“低风险-高收益”的特性表明真正的“对冲基金”在中国已经崭露头角。

本文检验了美国期货市场WTI原油、S&P500指数和10年期国债品种的日内、日间价格波动与日内交易量、隔日交易量之间的关系，发现预期的日内和隔日交易量都有平抑期货市场价格波动的作用，非预期的隔日交易量与期货价格波动之间有正相关关系，非预期的日内交易量对价格波动的影响不显著。从信息对称性的角度分析，预期的交易量中含有更多信息，能抑制期货价格的偏离；非预期的交易量主要由信息反馈者提供，他们往往对期货价格的变动做出过度反应，从而加剧价格波动。

考虑到市场非完备和投资者风险厌恶的实际情形，本文基于效用无差别定价原理，利用随机控制方法，得到集合理财产品价格满足的偏微分方程，运用有限差分法进行数值分析。结果表明：当风险厌恶系数增加时，集合理财产品效用无差别价格随着产品封闭期延长先升后降；风险态度仅通过产品的非系统风险影响产品价格；若理财产品与市场相关性越弱(强)，则风险态度对价格影响越大(小)，特别地，若二者完全相关，即非系统风险为零，风险态度不对价格产生影响；产品价格是固定管理费率和超额收费率的递减的凸函数。

本文考察媒体在股权分置改革及流通股股东分类表决的制度安排下所发挥的治理职能。研究表明，作为宏观治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治理作用。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媒体关注程度越高，治理环境越好，“公司治理溢价”越高，信息环境和信息质量越有保证，非流通股股东的私有利益越小，中小流通股股东所面临的信息风险越低，相应地，其所要求的实际对价也会相对较低。反之，中小流通股股东会向那些媒体关注程度较低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要求更高的对价。同时，密集的媒体披露水平可以明显影响甚至强化非流通股持股对实际对价所产生的正向相关关系。分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媒体的公司治理职能仅在中小流通股股东对实际对价高度满意的研究样本中存在。进一步地，媒体的这些公司治理职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提高中小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投票的热情、进而使其自身意见更有可能在分类表决中得到体现来加以实现的。

《同涨》考察了中国股市的价格运动同步性与资本收益"惯性"和"反转"现象之间的关系，但在论证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照搬了美国股市的研究理论。实际上，中、美股市之间很少存在类似或可比之处。这就产生了无效类推的逻辑谬误。其次，在对价格运动规律进行归纳推断时，未涉及在市场中明显呈现的反例，仅根据较短期间的观察样本就得出了一般性结论。这又导致了以偏赅全的谬误。最后，将源于不同样本的、相互冲突的非稳健结果作为研究结论。这又产生了自相矛盾的谬误。这一系列谬误导致许年行教授等无法自圆其说。

本文通过我国股市的高频数据和相关性分析来研究市场群体的学习和心理行为。我们根据心理学中的操作性条件反射，首次提出一个交易性条件反射的概念，用成交量-价概率波方程中的成交量概率来计量市场群体交易性条件反射的强度。我们发现：总体来说，平均收益率与交易性条件反射强度变化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市场群体对收益率的心理预期显著地表现了卖出的处置效应和买入的羊群行为，并且该“羊群”对价格趋势的心理预期明显地大于其反转的；第二，我们还发现在细分后的某一时期，它们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我们用条件反射来解释他们的交易行为“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