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气候风险的不断累积，中国极端气候灾害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持续上升，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本文手工整理了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数据，构建了考虑企业子公司数量及所在地的气候灾害冲击加权平均指标，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气候灾害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灾害冲击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冲击造成企业营业收入下降和固定资产减值与折旧增加是其中的影响机制。异质性考察发现，气候灾害冲击提高债务融资成本的效应在受到“信贷歧视”更严重的民营企业和规模较小企业中更加显著，且在受气候灾害影响程度较大的行业和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能够通过使用商业信用融资、提高风险感知水平和改善ESG表现缓解气候灾害冲击造成的融资贵问题。本文为气候灾害这一因素对企业融资贵问题带来的重要影响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对企业防范和化解气候灾害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影子银行监管政策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面临流动性约束和影子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4-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银行理财产品视角探究影子银行监管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贷款数据识别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关联，并结合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据构建企业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敞口指数。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前对银行理财产品敞口较高的企业在此后的信贷可得性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无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与银行信贷关联较为单一的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前对理财产品依赖程度较高的银行在此后的非流动性资产持有比例显著降低，资产端流动性囤积水平明显上升，该效应通过银企信贷关联传导至企业并导致其信贷可得性降低。本文厘清了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采用全国31个省（市）1987-2016年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来衡量不同地区发展水平，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只有当地区发展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之后，金融发展会显著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而在中低地区发展水平区域，金融发展会抑制当地经济发展；第二，地区市场化程度、国有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人才错配”、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双重门槛”效应；第三，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ᨀ高，金融发展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加强；而当地区国有部门就业人数增加时，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的ᨀ高会抑制当地的经济增长。

随着我国金融业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金融机构间竞争加剧，银行体系的稳定正受到更多不确定因素的冲击，银行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也不断上升。如何预警危机，提高风险识别的灵敏性和预见性成为监管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回顾世界各国预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中国单体银行风险早期预警体系的原则、目标、指标体系和方法，并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有效性检验。

本文以 02 年和 06 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自查报告为基础，挑选了18个指标构建了公司治理总指数及四个分指数，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 06 的治理状况相比 02 年有显著的改进，但改进的程度不大。公司治理指数的增加总体上会带来公司 Q值的提高，但对于治理改进较小的公司而言则相反；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公司治理的完善可能是由于其 ROA的变化而导致的，且对于治理改进较大的公司而言可能还有 Q的原因；对各个分指数的分析表明公司治理对 Q的影响是四个分指数综合影响的结果，而除了公司内控与激励机制以外的分指数都会对 ROA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治理改进的因素分析表明改进主要是由 Beta 系数的降低、融资需求的增加、公司外部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兼并或借壳上市等因素所导致，同时公司 Q的变化并不会导致公司治理状况的显著变化，ROA的变化却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