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02年至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季报量化了公司的盈利季节性，考察了市场对盈利季节性的反应，并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解释了其原因。研究发现，相较于盈利旺季而言，股票在其盈利淡季的盈余公告发布期间能够获得更大的累计超额收益，且买入盈利淡季股票、卖出盈利旺季股票的套利组合在经过标准风险因子的调整后每月能够获得显著为正的超额收益：同时，相较于其他季度而言，股票在盈利淡季的盈余公告发布后具有更大的未预期盈余。结果表明，由于市场参与者受代表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认知方式的影响，对盈利淡季近几年持续的低盈利情况反应过度，因此对该季度的盈利产生悲观情绪而低估该季度的盈利，故盈利淡季的盈余公告发布后能获得更大的超额收益。

本文以借壳上市为研究场景，讨论和度量了分析师盈余预测中的公共信息依赖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控制样本，借壳上市企业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三年的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上升约 39.72%，分歧度上升约 35.29%。进一步研究发现，失去业绩承诺信息导致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公共信息含量下降，但私有信息含量没有变化，同时也会导致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频率上升，但并未影响分析师的企业调研行为。研究还发现，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报告在业绩承诺存续期内缺乏有用性，仅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引起了投资者更强烈的市场反应。总体而言，公共信息对于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至关重要，分析师在失去重要的公共信息后未能通过私有信息加以弥补。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分析师的公共信息依赖效应，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情境下分析师的行为逻辑提供了帮助。

股权质押在 A 股市场十分普遍，质押风险防范是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基于 2004-2016 年 A 股上市公司的样本研究发现，存在股权质押的大股东增持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质押比例越高、面临的预警压力越大，大股东增持的可能性也越高。进一步地，尽管存在股权质押的大股东增持公告的市场反应相对较差，但依然显著为正；而且，增持企业的长期市场表现显著好于同样面临预警压力但未增持的企业。这些结果表明，尽管投资者能够识别大股东增持的不同动机，但增持仍是大股东应对股权质押风险的重要手段。本文的研究不仅进一步丰富了股权质押风险防范的研究、加深了对大股东增持动机的理解，而且对企业应对资本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监管层出台救市措施具有重要启示。

社会名人在资本市场上是否能通过其声誉机制起到提高公司业绩和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手工整理的 2006-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关联的数据，研究娱乐明星关联对上市公司绩效和治理的影响，并探究上市公司建立该关联的动机。研究发现：（1）从短期来看，与明星建立关联的上市公司会有正的超额收益，且关联的明星名气越大、二者的关系延续时间越长，则其市场表现就越好。（2）从长期来看，关联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变好，且更可能进行财务重述和受到更多的行政处罚，这说明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公司其治理水平变差。（3）建立娱乐明星关联可能是通过吸引散户投资者、分析师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和媒体报道更多的正面新闻而抬升了股价。（4）“股份减持”和“择时关联”是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两大动机。一方面，在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后，大股东会进行更多的股份减持；另一方面，公司更倾向于在较差业绩的财务公告前和债券发行前宣布与明星建立关系 。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娱乐明星”视角推进了“名人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理解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各种关系背后的动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也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部门如何监管和治理资本市场中与娱乐明星有关的乱象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启示作用。

发展供应链金融对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战略意义。本文通过对 2007 年-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全 部公告和全部网络财经新闻报道大数据信息的进行收集整理，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以及参与金融科技的意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发展供应链金融在短期可以促进企业股价的上涨，在长期可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并且上市公司采用的供应链金融业务越多，公告中提到供应链金融业务越频繁，这种提升效果越显著。已采用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上市公司在新闻报道中提到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相关词汇越多，对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提升的效果越强。上市公司在发展了供应链金融业务之后会通过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提高投资支出与投资收益，提高资金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促进企业价值的提高。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为发展供应链金融提高企业价值提供了基于公开市场数据大样本的实证证据，也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支持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具有现实启示。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特别是在党中央提出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之后，如何“识才”、“用才”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本文手工整理2002-2015年共计3730位公司CEO的详细个人简历信息，构建高管“通才指数”，研究CEO通才指数如何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及并购绩效。研究发现：（1）相比单纯职业经历的CEO（专才型CEO）而言，复合职业经历的CEO（通才型CEO）更擅长主导并购活动——通才型CEO发起的并购活动更为频繁，该结论在通过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模型、PSM样本回归、考察CEO变更事件、通才指数的不同构建方法、控制CEO天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通才型CEO所开展的跨行业和跨地域并购更为频繁，且更多地涉及其过去任职过的行业或地域。（3）通才型CEO主导的并购活动可以获得更好的短期市场反应和长期绩效，这主要源自通才型CEO在并购完成后吸纳了更多的金融机构股东、强化了银企关系并聘用了更多具有政治关系的独立董事。进一步研究发现：通才型CEO具有更高的风险承担偏好，促使其敢于发起包括企业并购在内的高风险决策。这些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高管个人工作经历如何影响公司财务行为的研究，对于企业如何选才、用才，以提高企业并购效率、促进企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影响信用评级，进而影响公司债券的发行资格与融资成本，故发债公司存在基于评级的风险承担策略调整动机。本文考察发债公司获得首次评级前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情况，并检验风险承担水平对首次信用评级的影响及其市场反应。实证结果发现：在获得首次信用评级前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持续下降，而后缓慢回升，公司存在针对性调整风险承担水平以迎合评级需求的行为；风险承担水平与主体信用评级显著负相关；通过信用评级的中介效应，风险承担水平与债券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公司通过针对性地调整风险承担水平可获取较为理想的主体信用评级，并获得融资成本的有效节约。

本文以 2014 年底至 2015 年八次降息降准事件为自然实验，针对 A 股市场全部 2821 支股票， 研究股市震荡中的信息泄露和市场反应。实证表明，降息降准信息发布前一天，开盘价收益率、每笔 成交量和知情交易比例显著提高，波动率和成交笔数显著下降；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以及降息降准直 接利好的银行、证券、房地产等行业的股票，其知情交易比例显著提高。进一步，降息降准信息发布 前一天，每笔大单的规模和总大单数量显著提高，大单与小单的知情交易比例都显著高于正常日，且 小单的知情交易比例在最后交易时段逐渐与大单接近。本文结果意味着此次股市激荡中宏观调控信息 的泄露是普遍存在的，知情的机构投资者更早得知泄露信息并用于买卖相关股票获得收益，并在统计 意义下先向其他机构投资者，然后是向散户扩散。

如何提高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法效率是近年来财务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资本市场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本文以2000-2010年沪深两市因违规受到处罚的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处罚公告前监管部门的查处及时性、处罚公告前后高管被迫离职、处罚公告时的市场反应三个维度，深入考察政治关联是否影响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法有效性。研究发现：（1）监管部门对政治关联公司的违规查处存在时滞效应，其查处周期显著长于无政治关联公司；（2）在处罚公告前一年和后一年，政治关联公司高管的被迫离职率均显著低于无政治关联公司；（3）违规处罚公 告时，政治关联公司的负向市场反应大于非政治关联公司，且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国有样本里。这说明，政治关联会削弱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法效率，且“违规查处及时性”和“高管变更”是两种重要的影响路径。

本文基于Merton（1974）模型的理论分析，结合1999－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重组公告的实证分析，证实：当面临财务困境风险时，由于债权人和股权人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公司会在财务困境的事前风险和事后风险之间进行权衡。研究发现：（1）财务困境会显著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倾向于投资风险更高的项目来侵占债权人的利益；（2）当面临财务困境风险时，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程度受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3）影响财务困境公司投资行为的资本结构因素，也会显著影响财务困境公司重组公告的市场反应。以上研究结论为理解财务困境公司，事前投资行为、资本结构、事后重组事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