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国家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股票市场的开发往往是其开放之路上的最后一道闸门。本文基于新兴市场的经验事实，从宏、微观层面系统阐述了股票市场开放后外资股东对新兴国家资本市场稳定所形成的各种正、负影响机制。现有研究发现外资股东对波动率的正负影响机制的还受到诸如监管水平、本土金融机构竞争力、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法制环境等外生变量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开放要注重保护好外资股东与其持股比例相称的股东权利，这样有助于在股票市场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

本文首先探讨了主权财富基金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提出主权财富基金可成为财政政策一个行之有效地政策工具；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应与货币当局进行充分的协调，其投资对稳定汇率有一定作用；主权财富基金有利于提高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配置对于本国以及投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有重要的影响。其次，本文探讨了主权财富基金对全球金融市场及其稳定性的影响，主要包括主权财富基金的风险偏好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对全球资产风险-收益组合的影响以及对股票风险溢价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本文认为，主权财富基金对世界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有限的，它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稳定力量。主权财富基金对内有利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对外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由熊转牛，我国基金市场与股票市场出现了罕见的“双向繁荣”景象。但值得关注的是，一旦市场出现逆转，基金会不会对股票市场带来“助跌”作用，成为金融市场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为此，本文首先对西方学术界就基金流量与股票市场稳定性关系的讨论进行了总结，同时对国外基金流量与股票市场稳定性关系的历史证据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基金流量与股票市场稳定性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维护我国金融稳定性的相关建议。

本文利用GARCH事件模型和条件波动方程，从市场整体角度检验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影响。发现机构投资者的进入，确实减小了市场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机构投资者对深圳证券市场的稳定性作用更强。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在改进GARCH事件模型基础上，合理界定机构投资者大规模入市的三个政策时点，论证了机构投资者对上海、深圳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影响，验证了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政策效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GARCH事件模型和条件波动方程，从市场整体角度检验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影响。发现机构投资者的进入，确实减小了市场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机构投资者对深圳证券市场的稳定性作用更强。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在改进GARCH事件模型基础上，合理界定机构投资者大规模入市的三个政策时点，论证了机构投资者对上海、深圳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影响，验证了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政策效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对VaR的理论与计算模型进行了系统地介绍，并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数据进行了深度分析。针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Risk Metrics方法、ARCH类模型、混合正态以及广义误差分布中涉及到的有关参数进行估计，提出了适合中国证券市场的主要参数。具体结果如下： 1． 结合中国证券市场主要指数估计了Risk Metrics模型中的最优衰减因子，结果如下表： 最优衰减因子 上海综指 0.944 上证A指 0.942 深圳成份 0.920 深圳成A 0.917 均 值 0.93075 2． 就混合正态模型而言利用中国证券市场主要指数的标准化收益率估计出两个正态分布的参数值与概率值，结果如下表： 正态一 正态二 P值 均值1 标准差1 均值2 标准差2 上证综指 0.107349 0.711383 -0.214843 1.843125 0.775636 上证A指 0.107312 0.714149 -0.229415 1.864664 0.782019 深圳成份 0.044483 0.822448 -0.144945 2.196894 0.860187 深圳成A 0.057668 0.759801 -0.153388 1.795529 0.774296 3． 结合中国证券市场四个主要指数的标准化收益率提出了广义误差分布模型的参数v值，结果如下：上海综合的v=1.14； 深圳成份的v=1.19；上海A指的v=1.13；成份A指的v=1.24。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v值相比，我国的证券市场稳定性较好，极端事件出现的概率相对较少。 4． 将AIC准则尝试性地应用到ARCH类模型的定阶中来，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