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问题、股市巨幅震荡、股灾及经济的周期性衰退令各国监管层和投资者头疼已久，但这些问题并非无解。本文摒弃造成上述问题的新古典主义均衡价格理论，采用规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基于公理的价值理论。以本文理论为指导的价值投资能够取得 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完全无法解释的巨额超额回报，从经验上支持了本文的理论。以本文理论为指导，将从根本上避免股市的暴涨暴跌，使经济持续稳健地高速发展成为可能。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的加深，金融风险通过各种渠道的传递愈加频繁。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市场冲击，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本文利用汇改以来 200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的数据，基于误差修正模型与 TARCH 模型，实证研究了汇率、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与中国股市的长期关系和时变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汇率、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与中国股市波动呈现明显的时变性，汇率的下降即人民币的升值，造成了中国股价的下跌。国际资本市场与中国股市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特别是美国股市的大幅下跌对中国股市冲击的概率更大。此外，国际资本市场金融风险对中国股市的冲击力度存在较为明显的“杠杆效应”。并提出了避免由于风险传递的时滞导致金融政策的误判；积极引导资本市场投资者预期，降低资本市场的动荡幅度；建立健全金融市场风险监控体制，做好风险预警等相关政策建议。

2018年受去杠杠政策影响，大量民营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为此，国家号召各地政府成立纾困基金纾困上述民营企业。本文以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纾困的130个样本为例，基于各地政府响应国家号召对民营企业纾困这一准自然实验，用DID等方法检验了政府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在短期内，政府纾困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具体而言，接受政府纾困的民营上市公司公告之后市场有显著的正面反应，同时被纾困方股权质押风险得到了缓解。（2）但在长期来看，政府纾困并没有改善被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这体现在纾困完成后，公司的经营业绩表现更差。（3）并且，在纾困中，纾困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代理问题越严重，政府的长期纾困效果越差。换言之，纾困方越有可能成为“接盘侠”。本文为政府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后续进一步规范政府纾困行为提供指导性的政策参考。

新兴市场国家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股票市场的开发往往是其开放之路上的最后一道闸门。本文基于新兴市场的经验事实，从宏、微观层面系统阐述了股票市场开放后外资股东对新兴国家资本市场稳定所形成的各种正、负影响机制。现有研究发现外资股东对波动率的正负影响机制的还受到诸如监管水平、本土金融机构竞争力、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法制环境等外生变量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开放要注重保护好外资股东与其持股比例相称的股东权利，这样有助于在股票市场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

效率与稳定一直是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目标，而保险企业的风险管理则是保险市场稳定、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因此，监管机构一直关注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问题，保险监管的演进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点。其实，保险监管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升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水平，而企业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也是保险监管创新的重要动力，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次贷危机后兴起的“新新凯恩斯主义”强调宏观监管要基于微观组织的视角，具体到保险监管来说，就是从企业风险管理的视角出发，实现监管思路从传统的“偿付能力、公司治理和市场行为”三支柱监管向“动态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素及可持续风险”新三支柱监管转变。

文章运用Panzar-Rosse模型计算了1995-2006年间中国银行业的H统计值及每年的Ht值，并以Ht值为被解释变量，以市场集中度（CR4）、外资银行机构数、外资银行资产、市场不稳定程度（IIt）为解释变量，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995-2006年期间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是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外资银行进入强化了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并且机构数的影响更为显著；市场集中度与市场竞争程度负相关，验证了SCP假说；市场稳定程度与市场竞争程度不相关。

本文首先探讨了主权财富基金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提出主权财富基金可成为财政政策一个行之有效地政策工具；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应与货币当局进行充分的协调，其投资对稳定汇率有一定作用；主权财富基金有利于提高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配置对于本国以及投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有重要的影响。其次，本文探讨了主权财富基金对全球金融市场及其稳定性的影响，主要包括主权财富基金的风险偏好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对全球资产风险-收益组合的影响以及对股票风险溢价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本文认为，主权财富基金对世界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有限的，它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稳定力量。主权财富基金对内有利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对外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由熊转牛，我国基金市场与股票市场出现了罕见的“双向繁荣”景象。但值得关注的是，一旦市场出现逆转，基金会不会对股票市场带来“助跌”作用，成为金融市场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为此，本文首先对西方学术界就基金流量与股票市场稳定性关系的讨论进行了总结，同时对国外基金流量与股票市场稳定性关系的历史证据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基金流量与股票市场稳定性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维护我国金融稳定性的相关建议。

本文利用GARCH事件模型和条件波动方程，从市场整体角度检验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影响。发现机构投资者的进入，确实减小了市场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机构投资者对深圳证券市场的稳定性作用更强。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在改进GARCH事件模型基础上，合理界定机构投资者大规模入市的三个政策时点，论证了机构投资者对上海、深圳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影响，验证了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政策效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GARCH事件模型和条件波动方程，从市场整体角度检验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影响。发现机构投资者的进入，确实减小了市场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机构投资者对深圳证券市场的稳定性作用更强。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在改进GARCH事件模型基础上，合理界定机构投资者大规模入市的三个政策时点，论证了机构投资者对上海、深圳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影响，验证了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政策效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