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性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特征，基于中国金融实践研究金融风险的事前传 染对于健全系统性风险防范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意义重大。 本文利用具有 事前不确定性的网络模型研究中国银行系统的偿付能力风险传染， 分析银行系统的崩溃 机制，同时评估系统性风险水平变动情况。 研究发现:破产不是损失传染的必要条件，银行 对交易对手未来违约的预期有时会引发即期损失; 银行对交易对手的价值重估具有网络 效应，在外部冲击较大时会导致“估值踩踏”与银行系统崩溃;系统性风险主要受银行间关 联性影响，2016 年以来，随着金融监管加强，中国系统性风险总体水平显著降低;银行脆 弱性与银行间杠杆有关，银行系统重要性与银行间资产规模有关。 据此建议监管层要求银 行制定明确的恢复与处置计划，稳定市场预期，避免“估值踩踏”;同时加强同业创新监管， 将银行同业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完善政策救助与政策干预框架，提高政策干预的科学性。

文章试图通过对2006年3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央票工具调控目标转变这一政策事件的观察，展开了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程序的演化分析，同时还基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实践，通过设计实证框架，对当前货币政策操作程序下货币市场利率波动的传递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随着利率形成机制从单一行政管制向双轨制过渡，货币政策操作程序已初步实现了从准备金总量程序向利率程序演化。并且，在利率双轨制约束的操作程序下，人民银行能够稳定市场预期，引导货币市场利率，有效降低市场利率波动的传递性。

本文根据公司治理——经营业绩——市场绩效的理论关系以及投资者的学习效应分析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71项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检验治理溢价的存在性，并从市场预期和投资者学习效应角度分析溢价形成机制。研究显示内部治理溢价显著存在，持有内部治理质量高的公司股票在2002年至2010年间可以获得6.6%的年度平均超额回报率，地区行业治理不存在溢价。原因在于内部治理质量的提高将显著改善下期经营业绩，市场却未能预期到两者之间的作用，相对低估高质量公司的盈余。从而当公司宣告高于预期的盈余时对市场产生正向冲击，存在更高的累计超额回报，而地区行业治理相对稳定，市场更易预期。然而，错误预期不具备持续性，投资者通过学习将不断修正，导致预期逐渐充分。本文为投资者预期的动态调整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监管机构影响市场预期，提高市场有效性提供了建议。

本文利用2006年10月至2010年9月的日数据，建立金融市场的EGARCH 模型，检验了我国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市场预期的引导效应。结论表明：我国中 央银行沟通已能够引导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预期形成；口头沟通与书面沟通相 比，后者的效力更强一些，并且在口头沟通中，央行行长比其他人更能影响金融 市场预期。主要的政策含义是沟通可以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一种新工具。

银行间回购利率的期限结构信息中，对利率变动的预期较少，而对期限风险溢价的预期更显著。回购的超额收益具有时变性和可预测性。当利差增大时，市场预期回购超额收益会增加，且预期长期限利率在短期内会下降，因此货币市场存在与预期假设相悖的“预期之谜”。货币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测能力随市场发展阶段而呈现显著变化。本文最后说明根据超额收益的可预测性，可以构建套利组合获得利润。

长期以来各国政府推行2%左右的通胀率导致了今天的价格发散和全球通胀，并加剧收入分配不均和 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由此合理的通胀目标和最优通胀率成为学术界自“弗里德曼与菲尔普斯争论”以来重 新关注的焦点。本文建立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合作的最优政策模型，研究了通胀膨胀的稳定性和最优通胀率。 分析结果表明，通胀的稳定性需要政策制定者利用政策规则促进市场结构向有利于维持通胀稳定的工资和 价格粘性、货币需求、价格稳定性目标以及市场预期方向运动，经济增长中确定性的最优通胀率为零，最 优通胀率并不因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它是一个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最优点，但在财政和货币合作政策机制 下，政府能够使用政策让实际通货膨胀率向最优通胀率路径运动，政府也能够影响市场结构促使最优通胀 率的实现。我们的分析证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最优的通胀率为2%，如果系统呈现-2%的最优通胀率，那 必定是短期的最优值，长期最优通胀率则仍然为零。同时，我们的分析还表明，在价格水平目标和ZLB 之 下，财政和货币政策作用空间并不会受到约束。

本文分别研究了在经济正常波动时期与金融危机时期，央票发行对央票交易成本 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央票交易成本中流动性成本显著高于信息不对称成本；在经济正常 波动期中，央票发行顺应市场预期，央票发行并未引起流动性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成本的显著 变化；在金融危机时期，央票发行出乎市场预期，央票发行引起信息不对称成本显著增加， 指令流自相关系数显著降低。央票市场信息不对称成本主要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对公开信息的 解读不同。

本文在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建立股票供给和需求的理论模型，分析在需 求和供给变动两个冲击下，流通股股东的累积超额收益。我们进而利用市场模型和市场调整 模型计算流通股股东在股改复牌前后的累积超额收益，并分析检验其截面影响因素。实证检 验发现，累积超常收益和远期股票供给量成负相关关系。在控制流通股供应冲击效应之后， 我们发现公司盈利能力和非流通股集中度与股改价格效应负相关。进一步考虑市场时机和内 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稳健。本文创造性地度量了股权分置改革经济价值的市场预期，并提 供了需求曲线斜率为负的经验证据。

本文对人民币DF和NDF市场上不同期限的美元/人民币远期汇率定价偏差中所蕴含的信息在理论上和实证上进行了多角度的分解和研究，发现样本期内的远期汇率定价偏差是结构突变的非平稳序列，美元/人民币远期外汇市场上的利率平价并不成立，其定价偏差在本质上是市场预期的央行升贬值幅度与美元资产预期收益率的差异，决定远期汇率升贴水的不再是利率平价，而主要是预期和外汇风险溢酬。本文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美元/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的预期形成机制主要体现为推定预期，而且样本期内NDF定价偏差的变化对近期美元/人民币即期汇率变动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同时，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人民币的风险溢酬和系统性风险为正,而美元的系统性风险则是负的。

本研究考察了新会计准则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以与2006年年报同时披露的“新旧会计准则股东权益差异调节表”为对象，研究发现股票价格虽与新会计准则下股东权益的总额变化不相关，但将股东权益变化信息分为三类后，与未被市场预期且和未来收益相关的信息显著正相关。这一研究结果不仅表明新会计准则能对估值产生影响，而且揭示了市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分新会计准则所带来的形式和实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