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式现代化和金融强国战略纵深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保险业正由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全面转向以质量提升、风险可控和价值创造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特别是2024年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十条”）出台后，保险业在服务国家战略、保障民生安全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功能定位进一步强化。本文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系统界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政治性、人民性与专业性内涵，构建“规模—结构—功能—效益”四维分析框架，基于“十四五”以来尤其是近两年行业最新数据与实践进展，分析我国保险业在服务实体经济、普惠保障、科技赋能和风险防控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同时揭示产品同质化、服务信任不足、风险定价能力偏弱等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数字金融发展趋势与中国特色保险文化建设要求，从产品创新、服务升级、风险治理、监管优化和文化培育五个维度，提出推动我国保险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为保险业由“保险大国”迈向“保险强国”提供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云南省作为我国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其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对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云南省 2015 年以来的地震巨灾保险试点实践，系统梳理了试点探索、初期实践与模式升级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总结出制度碎片化、财政依赖与基差风险三大核心问题。研究发现，试点制度存在时空覆盖失衡与短期化运作的可持续性困境，财政主导模式抑制了市场需求，指数保险的基差风险问题导致保障有效性不足。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构建“多支柱、多层次、可持续”的地震巨灾风险共治体系，通过差异化产品设计、需求侧改革与数据驱动技术赋能，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治理。研究结论为边疆多民族地区巨灾保险制度创新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对完善国家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从而提升气候韧性，是现阶段推进气候适应性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在动态测度气候韧性的基础上，为气候适应性投资提升气候韧性的效果提供初步证据；然后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效果。最后进一步讨论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与政策组合。研究发现：第一，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显著增强经济的抗气候风险冲击能力以及冲击后的反弹能力，有效提升气候韧性。但由于银行、企业道德风险以及气候适应性技术约束的存在，气候适应性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由此产生。第二，气候再贷款政策通过缓解银行道德风险引起的贷款利率溢价；气候适应补贴通过补偿适应性技术门槛产生的投资调整成本，能够有效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但企业道德风险会削弱两类政策的实际效果。第三，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其中气候再贷款政策的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气候适应补贴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加显著。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的缺口，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随着气候灾难风险升高需要不断增强。但气候再贷款政策会受到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过低的气候再贷款利率不利于社会福利改进，气候再贷款政策搭配使用气候适应补贴政策能够更好地增进社会福利。

价格加成反映的企业市场力量，具有主导利润份额增加，挤出要素收入份额的独特机制，对劳动收入份额反映的初次分配相关研究有重要学术意义。本文对价格加成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发现了使用不同要素估计价格加成结果负相关的异常表现。通过将非中性技术进步引入模型，本文从理论上证明了忽略非中性技术进步会导致劳动对应价格加成被高估，材料对应价格加成被低估，导致对中国企业市场力量特征的误判。从实证上证明了具有非中性技术进步特征的中国企业价格加成均值为1.14-1.19，时间趋势上自2008年后保持了较慢的持续上升特征。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中国企业市场力量会通过企业更多留存利润的方式对要素支出份额产生显著挤出效应，1%的价格加成上升会导致利润份额上升2.01%，资本收入份额、劳动收入份额和材料支出份额分别下降0.87%，0.67%，0.90%。本文认为必须在准确认识中国企业市场力量特征的前提下加强市场化建设，限制企业追求过高利润而牺牲劳动收入。

本文分析了全球数字金融的发展趋势，提出监管科技和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增强，数字货币将成为经济运行的基石，传统经济理论的边界被迅速拓展，以及纸币消失与“金融元宇宙”的诞生等五个趋势，并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传统经济结构、数字经济理论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与挑战，并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辩证阐述了不确定性的含义，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将激发新质生产力，为创新和变革提供潜能。

本文探讨了区域壁垒对中国城市银行竞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壁垒和地理壁垒都会导致不同城市间的银行竞争水平存在差异，但影响程度随时间在下降，不同区域壁垒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国有银行天然具有跨区域经营的特点，因而呈现出差异性的结果。具体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受文化壁垒影响，而不受行政壁垒影响；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受行政壁垒影响，而不受文化壁垒影响。行政壁垒会影响银行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但文化壁垒的作用并不显著。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时期，应构建结构合理的银行市场体系和分工协作的银行机构体系，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服务于资本在全国的最优配置，中小金融机构聚焦当地实体经济，结合当地文化开展业务创新。

专业化分工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基础和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同时也是新形势下提高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深入探究国内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内在机理,对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至关重要。文章以“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政策作为社会信用环境的代理变量,借助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了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这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而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内部管控成本较高时,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而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以及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社会信用环境改善的专业化分工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文章揭示了社会信用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仅为理解企业分工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丰富了信用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

摘要：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发展，在与金融行业的融合中产生了量化交易等大量应用场景。AI的发展对我国建设统一开放性证券市场方面有什么影响？本文提出“人工智能+”金融”的发展存在着“二律背反”规律：即正题是金融人工智的发展降低证券市场的信息熵，提高了开放性市场的效率；反题是金融人工智的发展提升证券市场信息熵值，降低了开放性市场的效率。因此，基于“二律背反”规律的存在，人工智能未来对证券市场将同时着存在着两种方向相反的影响。为确保金融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建议监管部门应深化在“人工智能+”金融领域的监管法规建设。

影子银行监管政策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面临流动性约束和影子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4-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银行理财产品视角探究影子银行监管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贷款数据识别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关联，并结合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据构建企业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敞口指数。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前对银行理财产品敞口较高的企业在此后的信贷可得性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无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与银行信贷关联较为单一的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前对理财产品依赖程度较高的银行在此后的非流动性资产持有比例显著降低，资产端流动性囤积水平明显上升，该效应通过银企信贷关联传导至企业并导致其信贷可得性降低。本文厘清了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是关键，科技金融为促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文基于2013—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科技金融、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体系，检验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科技金融能通过实质性创新、可持续性创新以及协同性创新三个维度，显著促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且该促进作用表现出地区及投入异质性。一方面，科技金融对东、西部地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作用明显；另一方面，来自科技资本市场、企业的科技金融投入对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有更为显著推动作用。利用不同稳健性检验方法、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等内生性检验方法的回归结果仍然支持该结论。